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专辑

周华

十四年抗战回顾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上镌刻着这样一段话：“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一洗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耻辱。中国人民在饱尝了艰辛苦难，经过了多年的浴血奋斗之后，终于扬眉吐气了。
    日本扩大侵华和中国局部抗战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曾有过2000余年的友好交往。十九世纪中期,都遭受了西方列强的侵略。1868年以后，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逐渐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国家有所发展了。然而，日本却不断膨胀了侵略中国的野心。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一次大战时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二十一条，它对中国的侵略胃口越来越大。1927年，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确定先将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然后以满蒙为基地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张。会后，首相田中义一在给天皇的奏章中明确地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此后，日本就以此为蓝本,开始了对中国的战争挑衅和步步侵略:两次出兵山东，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并相继制造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日本的侵华步伐日益加快。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炸毁，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进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随后进攻沈阳。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在以后短短的三个月中，日军相继占领了沈阳、长春、吉林、齐齐哈尔、锦州、哈尔滨等城市。东北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三千万同胞陷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为了掩饰其侵略本质，造成既成事实，1932年，日军宣布成立“满洲国”，扶植从天津劫来的清废帝溥仪任“执政”。1934年,“满州国"改称“满州帝国”，溥仪再次当上“皇帝”。
    “九·一八”事变后，日驻沪部队不断寻衅滋事，伺机发动侵略上海的战争。1932年1月28日，日海军陆战队向闸北发起攻击，挑起“一·二八”事变，我驻淞沪地区的19路军奋起抗敌，将其击退。随后，日军不断向上海增援，中国守军被迫后撤。
    日军如此紧锣密鼓地发动侵华战争，而当时的中国却仍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国内矛盾尖锐、纷争不断，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能真正统一中国。面对这种局面，蒋介石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仍忙于内战和镇压全国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这不但导致了大片国土的沦丧,日本侵华气焰的日益嚣张，而且使得国内矛盾更加激化。
    1933年，日军发动了对热河、察哈尔的进攻，热河省主席兼第5军团总指挥汤玉麟不战而逃，日军兵不血刃地占领承德。承德沦陷后，日军又分别向长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处进攻，突破长城防线，进一步向华北扩大侵略。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几经激战，被迫后撤。日军占领长城各口，打开了进军关内的门户。1935年，日本统治集团根据“征服支那”的既定方针，又相继制造了张北事件、察东事件、河北事件，迫使中国政府签订《秦土协定》、《何梅协定》据此，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随后，日本又制造丰台事件、香河事件，唆使河北省政府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河北东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内蒙，日军模仿制造伪满洲国的故伎，以内蒙古德王为傀儡，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至此，与东北相邻的内蒙、热河、察哈尔和河北一部都被日军控制了。
    从日本入侵东北开始，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就没有停止过。“九·一八”事变后，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马占山、黄显声、李杜、丁超等出于民族义愤，首先奋起抵抗。随后，由东北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原东北军爱国官兵、山林队等为基础自发组织起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又以各种方式进行武装抗日。1933年，义勇军抗日活动转入低潮，接踵而起的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抗联战士在极其险恶的条件下，凭借深山密林展开游击战争。虽然许多主要领导干部相继牺牲，部队人员锐减，却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日军对上海、对华北地区的进攻也遭到了广大爱国官兵的痛击。蒋光鼐、蔡廷锴等领导的第19路军，宋哲元等领导的长城各口守军，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中共推动下成立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都曾进行过英勇的奋战，他们的抗日热情和行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爱戴。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日高，从9月下旬开始，各地学生代表纷纷汇集南京，请愿抗日。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的领导下，北平学生率先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很快得到了各地人民的响应。1936年5月，爱国人士宋庆龄、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许多爱国团体纷纷加入。全国又一次出现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后，就坚定地举起了抗日的旗帜。1933年初，中共发表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红军、给民众以自由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愿同任何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订立抗日协定。1935年8月1日，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各党派和全国同胞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1935年5月，红军又发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9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日益强硬。1934年蒋介石提出了“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对日外交方针。在次年的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国民党当局虽然对于中日妥协仍抱有一定幻想，但又声称：“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华北危急后，蒋介石开始试探联合苏联的可能并设法与中共谈判。然而，由于国民党方面的条件的变化，提出要红军解除武装，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没有结果。蒋介石再次准备以武力消灭红军。1936年11月，他调动30万军队到陕西，准备对共产党实行第六次围剿，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向红军进攻, 否则就将防地让出。1936年12月12日, 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到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以“兵谏”“逼蒋抗日”。事变发生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来到西安，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经过多方谈判和努力，蒋介石终于答应了结束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1937年2月，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国民党放弃了对中共的武力“围剿”政策和对日本的妥协退让政策。中共也提出同意将红军改编，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导等保证。国共双方政策的变化，终于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基本形成，中国开始了团结抗日的局面。
    浴血抗战的八年
    1937年6月，日本近卫首相组成新内阁，大力促成战时体制。日驻华北军队也一再进行武装挑衅，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不可避免。1937年7月7日夜，驻北平西南丰台镇的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深夜，日军声称听到几声枪响并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索，被我守军拒绝，不久，日军一个大队赶到，向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七·七”事变爆发。随后，日军不断向华北增援，发起全面进攻，相继占领北平、天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号召全民族抗战。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也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随后，经过谈判，国共两党就红军改编和陕甘宁边区政权达成了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了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讲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再次携起手来，中国开始了全面的抗日战争。     
    华北抗战后，上海方面又开始了淞沪会战。“一·二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就在淞沪地区秘密修建工事，并开始布署精锐部队，决心在此抗战。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从次日到20日，中国军队在张治中指挥下，向上海日租界内的1万余人发起了三次进攻，中国空军也配合轰炸日海军舰只，日舰“出云”号被击受伤。由于日军不断向上海增援，我军被迫转入防御。11月5日，日援军在杭州湾登陆，我军被迫后撤，上海沦陷。淞沪会战粉碎了日军“以三个师团兵力三个月就可解决支那事变"的狂言，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
    日军占领上海后，沿长江西进。为保卫首都，国民政府组织了南京保卫战，但很快失败撤退。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在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在城中挨户搜索，并进入没有任何防范的国际“安全区”，成群成批地将已放下武器的士兵和手无寸铁的平民押到南京郊外和长江边集体屠杀。这种恐怖活动一直持续了6个星期之久。除了有组织的屠杀外，许多日军官兵还以疯狂的变态心理，以杀戮和平居民取乐。有关杀人取乐的“快绝百人斩杀竞争”的照片和消息竟赫然登载于1937年12月东京的《日日新闻》上。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在南京大量地强奸妇女，从幼小的女孩到年迈的老妇都不放过。据东京审判时证实的材料，日军攻占南京后发生了2万起强奸事件。战后，日本有人竭力宣扬南京大屠杀“虚构说”，然而，根据实地调查，当时驻南京的西方外交官、记者、传教士的记载和以后不断发现的有关资料，如：美国新公开的有关档案资料、《贝德士文献》、《拉贝日记》等等，都确凿无疑地向全世界表明：日军在南京屠杀我30多万同胞的罪行，无法抵赖。
    在华北，日军占领平、津后，沿平绥、平汉和津浦路向华北、华中进攻。平绥方面，我军在南口、忻口和太原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平汉方面，国民政府为阻敌南下，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津浦方面，日军占领山东后，由鲁南向徐州进攻。在徐州以北的台儿庄，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率部抗击，取得了抗战以来我国最大的一次胜利。
    从1938年6月起，日军将其主要战略进攻方向指向武汉，调遣大量兵力沿长江西进。为保卫武汉，国民政府集中了130个师的兵力，由蒋介石亲任总指挥，组织武汉会战。此次会战持续了4个月的时间，毙伤敌近4万人，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使得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彻底破产，因而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
    经过中国军民15个月的奋力抵抗,日本兵力伤亡近45万人，军费支出近100亿日元。武汉会战后,日本军队能够使用的兵力达到极限。侵华日军分散在广阔的大陆上，占领区内又到处面临游击战，因而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中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分别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正面战场作战。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第五师团一部，首战取得胜利，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平型关战斗后，八路军一面仍以部分兵力配合国民党军进行防御，一面分兵发动群众，在日军后方建立根据地。太原失守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对国民政府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新方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敌叛国。在日本支持下，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中央政权。为了使蒋介石走上与汪精卫同样的道路，日本一方面派人与重庆秘密接触、谈判，开展诱降活动。另一方面进行经济封锁，不断轰炸重庆和大后方其他城市，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的牺牲和苦难，妄图以此来打击中国的抗日决心，迫使国民政府屈服。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新划分战区，调整指挥系统，在正面战场继续抗战，先后进行了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但是，与此同时，国民党又不断制造反共磨擦。1941年1月，顾祝同部在皖南袭击奉命北上的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941年12月，为打破中国战场的僵持局面，日军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中国结束了四年孤军奋战的局面，开始了与盟军并肩作战的新阶段。1942年，中国战区成立，蒋介石被任命为统帅。太平洋战争后，正面战场进行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和常德会战。其中，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我军大获全胜，取得了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1942年，为保卫滇缅公路，中国派遣十万远征军入缅作战。4月，攻克仁安羌，救出被日军围困的英军。后因日军突袭腊戌，远征军被截断退路，一部撤往印度，主力则穿越荒无人烟的密林，退回云南。1943年，经过整训的中国驻印军在美军配合下开始向缅北反攻，先后攻克胡康河谷、孟拱河谷、密支那和战略要地八莫。次年5月，驻云南的中国远征军也强渡怒江，沿滇缅公路向日军发动进攻，1945年1月，与驻印军在芒友会师，胜利打通了中印缅公路。
    在经过了抗日根据地的初创阶段后，八路军、新四军进一步向敌后发展。敌后战场不断扩大。除了保卫原有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外，又先后创建和巩固了冀热辽、冀中、晋冀鲁豫、鲁中、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在长江以北的部队也得到迅速发展，在豫东、皖北和皖中，以及苏北和苏中都建立了大片抗日根据地。同时新四军皖南部队也有一定的发展。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和海南岛敌后，中国共产党也建立了抗日武装。这样，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除抗日联军仍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外，在关内形成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战略区，正规部队发展到50万人，抗日根据地人口达1亿以上。
    1940年8月到12月，八路军在华北向日军发起以破坏和袭击敌人交通线为重点的全面攻击。前后加入战斗的有一百多个团的兵力，史称百团大战。经过三个半月的激战，毙伤日军2万余人，攻占据点2000处，破坏铁路500公里，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1941年至1942年，敌后抗日战场出现了极其困难的局面。日军集中大部在华兵力，对敌后战场进行残酷的“扫荡”、“蚕食”、“清乡”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给敌后根据地带来空前的灾难。据1941年10月统计，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只剩1300余万人，抗日根据地县城只剩涉县、黎城、平顺、范县、观城、阜平等6个，八路军由1940年的40万人减少到1941年的30万人。敌后战场的抗日战争和对敌全面斗争达到最激烈和最惨苦的程度。中共中央根据严峻的形势，提出关于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发展生产，整顿三风、三三制、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领导敌后军民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多种多样的游击战，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渡过了难关。从1943年起，敌后战场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阶段，同年秋冬，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揭开了局部反攻的序幕。
    1944年初，盟国军队加紧了对轴心国军队的战略反攻。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开始了走向胜利的阶段。1944年4月，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正面战场出现大溃退，日军打通了平汉、粤汉路，战线也因此拉得更长。1945年3、4月，日军又对豫西鄂北和湘西发动进攻，在湘西会战中，我军节节阻击后，进行反击，歼灭日军2万多人。
    德国战败后，中、美、英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日本仍负隅顽抗，美军遂在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苏联也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盟国接受日本投降仪式和中国接受日本投降仪式分别在密苏里号军舰上和南京举行。10月，中国接受了驻台湾的日军的投降，从甲午战争起被日军占领长达50年的中国领土台湾从此回归祖国。
    抗日战争 ── 一段不应该忘记的历史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反侵略战争。其抗击的对象是入侵中国，到处烧杀抢掠的日本军队。在中国，日军进犯到哪里，就杀到哪里，到处制造惨案。除了在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三十多万同胞外，在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各地还有大量和平居民被日军屠杀。日军还在中国进行细菌战，并使用化学武器。设在东北的731部队已是臭名昭著，而日军在南京、北平、广州等地秘密设立的细菌部队却鲜为人知。这些部队主要负责试验和生产细菌武器。为了进行各种试验，日军甚至将活人作为试验对象，在已发病但尚未死亡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活体解剖。从1933年至1945年8月，仅731部队通过试验手段惨杀的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至少在3000名以上。日军不但在东北大地投撒细菌，而且在宁波金华、常德、鲁东等地大量使用细菌武器，致使疫病流行，贻患无穷。侵华日军还丧尽天良地摧残妇女。入侵华中和华北后，日军决定在军中开设“陆军娱乐所”，强迫从日本、朝鲜和中国各地征集来的妇女满足其士兵的兽欲，无数良家妇女和无瑕少女成为日军“慰安所”里的牺牲品。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可耻的一页。
    梁启超在论述中日甲午之役时说，那是“日本与李鸿章战”。日本一些人因此也得出中国人没有民族观念的结论。几十年过去了，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国民革命洗礼的中国人不再是晚清帝国时所可比拟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已是一场完完全全的民族自卫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全国各族、各地、各阶层的人民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国共两党结束了十年的内战；国民党内部停止了长期存在的纷争；蒙古、藏族、维族等少数民族同胞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加抗战；广大的工农群众用辛勤的汗水默默支撑着中国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构成了参军参战和支援前线最基本的力量。中国知识分子在呼唤民众进行抗日方面，起到了先锋作用，战时内迁西南高校的师生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仍然弦歌不辍，保存了民族的精英力量。大批青年学生更直接走上前线，形成了难以估量的代表正义的强大力量。中国工商界在抗战之初，将沿海沿江的工矿企业内迁，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工业基础。远在海外的侨胞对祖国抗战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三分之一由华侨购买，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的飞行员中，有一半是归侨。中华民族真正是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都踊跃投身于这场神圣的战争中。前方将士在枪林弹雨中英勇奋战，后方民众忍受着战争带来的痛苦努力生产，其中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实在是太多，太多。
    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尽了自己的伟大责任。中国人民最早举起反法西斯战争的义旗，并以举国奋战最先开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中独自奋战了四年时间，承担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全部压力。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60%以上的陆军，使它陷于其中而不可自拔，有力地配合了苏联的对德作战和美英在太平洋的作战。因此，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大大提高，不但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还成为了盟国四强之一和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中国的抗战也得到了盟国人民的支持。苏、美、英都曾在经济上援助过中国，抗战初期，苏联派出空军志愿队来华助战，后来，美国也组织航空部队来华，开辟驼峰航线，协助中国军队地面作战。许多苏联和美国飞行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长眠在异国他乡。还有许多国际友好人士来到战时中国，或报道、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或组成医疗队援华，或开展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人以上，财产损失达5000亿美元，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战后初期，中国大地满目疮夷，许多家庭被离散，战时逃难的人们期待着尽快回到家乡，国家经济和交通十分紧张。然而，对于留在大陆和台湾的几百万日俘日侨，中国抽调出大量的运输工具，在美军的协助下，在一年之内将他们全部遣送回国。中国，又一次向世界展示了文明古国的泱泱风度。
    抗日战争结束后，盟国在东京设立国际法庭对战犯进行审判。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七人被判处绞刑。此后，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设立了法庭审判战犯。侵略者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来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周华

    东方会议
    东方会议是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为制定侵略中国的总方针而召开的重要会议。
    1927年4月，日本田中义一组阁。田中义一是一个恶迹昭彰的大陆扩张主义者，他一贯主张“经营大陆”，认为“大陆扩展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唯一方法”。田中内阁上台后更是加速了侵华步伐。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所谓“满蒙政策”。田中在7月7日的会议上，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明确的侵华方针《对华政策纲领》。《纲领》确定了把“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开来的方针，在公开发表的“纲领”中，一开头就公然将中国领土区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妄图把中国东北分割出去，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他宣称：“关于满蒙尤其是东三省”，是一个“在国防上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特殊地区，有“特殊的考虑”的“责任”。
    在日本侵华史上，东方会议是一次决定“国策”的重要会议。《对华政策纲领》勾画出田中内阁企图攫取“满蒙”和武力侵华的“积极政策”的基本轮廓，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决定攫取整个东北，加快实现大陆政策。“满蒙特殊论”则成为后来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理论根据。东方会议预示着一系列重大的武力侵华行动即将展开。
    7月25日，田中义一又向日本天皇呈奏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极其露骨提出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战略：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它为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日本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帝国存亡上必要之事也。” “此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奏折还明确提出了侵略步骤：“寓明治大帝之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既已实现，惟第三期灭亡满蒙，以及征服支那领土，使异服之南洋及亚细亚全带，无不畏我仰我鼻息之云云大业。尚未实现，此皆臣等之罪也。” 田中义一还主张对中国东北和内蒙采取“铁血主义”——武力征服的手段。
    《田中奏折》及其侵略计划，于1929年12月被南京出版的《事实月报》杂志揭露，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英、美、苏等国报纸也相继予以披露。日本当权人物则矢口否认。然而，事实证明，《田中奏折》勾画了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奉为基本国策的“大陆扩张政策”的一个总蓝图，以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发展，正是按照这一轨道而运行的。
来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周华

    “九一八”事变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２２时２０分，以日本军官河本末守中尉为首的７名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按照预定的阴谋，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村一段。日军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军队，随即向沈阳东北军精锐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日军袭击了北大营火药库，守护火药库的众多中国士兵从睡梦中惊醒，来不及着装，便被射杀、屠戮。驻北大营王以哲旅数逾万人，装备齐整，素有东北军模范旅之称，由于忍辱执行不抵抗的命令，却被日军铁路守备队第二大队５００人一举将营地攻占，王旅仓惶溃退。
    当时，东北军的总人数有３０万左右。除参加中原大战随张学良进关的１１万余人外，留守东北的尚有２０余万人，另有公安、警察部队若干。而日本关东军此时在东北的兵力只有１万余人。由于执行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在兵力上占优势的东北军将士对突如其来的进攻毫无戒备，致使日军偷袭得逞。
    １９日零时２０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向所属部队下令，向东北各地实施进攻。同时，又令驻东北的关东军第二师主力迅速集中，攻击沈阳城；独立守备队各部队进攻南满铁路沿线的安东（今丹东）、营口、凤凰城和长春等地。关东军还电请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尽速增援。 １９日凌晨３时，日军攻入沈阳。留守的沈阳公安总队在警务处长黄显声的带领下同日军展开了巷战。晨４时，驻扎长春、宽城子等地的日本军队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当时，在沈阳的东北地方军政大员仅有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两人。与关东军的蓄谋已久相比，荣、臧二人对日军的突然行动毫无准备。当得知日军开始进攻时，臧式毅通过电话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进行了交涉。日本领事的回答却是：“军人行动，领事无权处理。”当北大营第七旅值班军官向荣臻电话请示处置措施时，由于当时身在北平的张学良事发时正在同英国大使一起看京剧，联系不上，不敢擅自改变既定对日政策的荣臻含泪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
     ９月１９日晨６时３０分，经过５个多小时的战斗，日军占领了沈阳城。日军第二十九联队仿佛进入无人之境，所有中国警察、宪兵都被缴械。东北当局及辽宁省设于沈阳的党、政、军、财、教育等机关，兵工厂，飞机场，银行等全被侵占。辽宁省省长臧式毅被俘，东北边防军代理司令、参谋长荣臻等微服逃走。日军攻占沈阳后，大肆抢掠公私财物。 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损失就达１８亿元以上，损失飞机２６２架，各种炮３，０９１门，机枪５，８６４挺，步枪、手枪１１万余支。日军在攻占沈阳的当天，还攻占了安奉、南满两铁路沿线的长春、营口、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抚顺等２０余座城市，略地千余里。日军又继续扩大占领区，仅一星期，就侵占了辽、吉两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柳条湖村位于沈阳北郊，面积近８平方公里，多为柳林丛生的沼泽地，还有少部分菜地和庄稼地，散乱地分布着２０来户人家。北大营距沈阳老城区约５公里，原为张作霖麾下东北军一大兵营，驻兵万余。整座营盘方方正正，边长两公里，四周环以土围和深壕。日军精心选定“九一八”事变发生地，实因柳条湖和北大营是中国东北的军事要地，还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地形地物便于日军寻找事变借口和易于发动事变。北大营距沈阳城５公里，距柳条湖村５００米，距南满铁路最近处仅３００米。
　　据当年参与策划柳条湖事件的日军中的３个核心人物之一——花谷正，在《文献昭和史》中是这样描述的：“１８日夜，月近半圆，高粱地黑沉沉的一片；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铁路线为名，带领数名部下向柳条沟走去。一面从旁边观察北大营的兵营，一面选了个离兵营约８００米往南去的地点，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装在铁轨下，并点了火，时间是１０点过了，轰的一声炸响，铁轨和枕木都炸飞了。”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也已明确认定：柳条湖事件“是日本人有计划实行的”。
来源：新华网

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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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在1932年中国上海发生，是中日两国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军事冲突。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高涨。1932年1月18日五名日本僧人在上海三友实业社外被殴打，一人死亡。日方指为工厂纠察队所为，三友实业被日本暴徒放火烧掉。之后日本海军向上海派兵。当时负责防卫上海的中国军队是原属粤军的十九路军，由蒋光鼐及蔡廷锴指挥，京沪卫戍司令为陈铭枢。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主张应付日军挑衅，但国民政府会议后则主张忍让，并于1月23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令十九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换防。1月28日，日海军陆战队在浦东登陆，半夜企图进入上海市区，被十九路军击退，日军在吴淞的登陆作战亦被击退。之后战事扩大，日军四易主帅，指挥官由海军少将改由海军中将任，最后以陆军大将，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担任；数度增兵后日方最后投入兵力超过三个师团七万人；并兼以海空军、战车助战。
    中国方面，蒋介石于事变发生后复出主理军事，以中央军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及税警团、教导团为第五军，由张治中指挥，于2月16日加入上海作战；之后蒋再调正在江西围剿共军的第十八军陈诚部入浙。中国军队在国民支持下，抵抗日军进攻至3月2日，然后全面从前线后撤。3月3日，日军宣布停战。5月5日，中日在英、美、法、意各国调停之下签署停战恊定。
    据统计，事件中中国金钱损失约为十四亿元。中国最大的私人图书馆，藏书超过三十万册的商务东方图书馆亦被焚毁。
    在两国正式签署停战协定前，日人在4月29日于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庆祝日本天皇长寿的天长节。韩国反日志士尹奉吉混入人群中，向主宾席投掷炸弹，结果白川义则被炸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断一腿，植田师团长被炸瞎双目。尹奉吉后来被捕，在日本被杀。
来源：维基百科

周华

    东北抗联简介
    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它的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抗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有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在日本侵略者的大后方，他们14年的艰苦斗争牵制了数十万日伪正规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民族结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准备全面抗战。东北党的组织和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军立即响应，积极筹组东北抗日联军。1936年2月，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决定将党所领导的东北抗日部队一律改为东北抗日联军，并吸收其他抗日武装参加这一联合军队组织，扩大抗日统一战线。
　　1936年初至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陆续编成了11个军。其中，第一、二、三、六、七等军是在反日游击队(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四、五两军是在王德林的救国军、李杜的抗日自卫军余部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八、九、十、十一军是在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
　　在十一个军基础上又陆续改编成三路军。1936年7月末，由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军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1937年10月，由东北抗日联军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路军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周保中任总指挥，赵尚志任副总指挥(1940年2月任)，崔石泉任参谋长。1939年5月，由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路军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1940年4月任)任政治委员，许亨植任总参谋长。
　　东北抗日联军成立之后，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动摇了侵略者的大后方，日本帝国主义称东北抗日联军是伪满洲国的“治安之癌”。日本侵略者不得不调集大批部队一次又一次进行疯狂地“讨伐”；加之抗日联军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许多优秀的指战员壮烈牺牲，部队损失惨重。从1939年到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转入极端艰苦的斗争阶段。
　　1941年抗联部队缩编，开展小型游击战争，并进入苏联境内整训。1942年8月，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军组成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周保中任旅长，张寿篯任政治副旅长，崔石泉任副参谋长。在此期间抗联不断派出部队深入东北游击区进行游击战。1945年8月，东北抗联配合苏军反攻，在解放东北的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来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周华

    西安事变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也叫“双十二事变”。
    １９３６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因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张、杨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不仅拒绝了张、杨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１２月４日，蒋介石飞往西安督战。７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蒋坚持不改“剿共”政策。９日，张向游行示威的学生表示，一周内用事实答复他们的爱国要求。１２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囚禁陈诚等十余人；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任正副委员长，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实行民主政治。１６日，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张、杨，并任何应钦为总司令。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企图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和日本妥协。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出发，应张学良、杨虎城电请，派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调停。周恩来等于１６日到达西安以后，做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只要蒋答应抗日就释放他。并于１５、１９日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促其接受张、杨主张，和平解决。２２日，宋美龄、宋子文与蒋介石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飞往西安谈判。经周恩来等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斗争，２４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战议和、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２５日蒋介石获释，由张学良陪返南京，“西安事变”到此和平解决。蒋介石飞回南京后，立即把张学良拘禁起来。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中国共产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来源：人民网

周华

    “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
    日本侵略者自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侵吞我国东北后，为进一步挑起全面侵华战争，陆续运兵入关。到１９３６年，日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今北京）。从１９３７年６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１９３７年，驻华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
一无理的要求。日军竟开始攻击中国驻军，中国驻军第２９军３７师２１９团奋起还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当华北战事一天天扩大的时候，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日军又在上海发动了进攻。宛平城的枪声掀开了全民抗日的序幕。
    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它鲸吞中国的野心而蓄意制造出来的，是它全面侵华的开始。全面侵华，在中国建立殖民统治，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的方针。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在确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迅速走上了扩张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并制定了以中国、朝鲜为主要侵略对象的所谓“大陆政策”。本世纪初叶，日本于日俄战争后取代俄国，在中国东北扩大殖民势力，屯驻关东军，设立殖民机构“南满铁路公司”，把东北作为对中国殖民扩张的基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极力扩大对华侵略，出兵山东，胁迫袁世凯接受日本妄图鲸吞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把侵略魔掌伸向中国内地。一次大战后，日本企图通过加紧掠夺中国、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在１９２７年的“东方会议”上对侵略中国问题进行了精心策划。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对我国东北发动突然袭击，３个多月就占领东北全境。翌年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 ），并攻占大片华北土地，威逼平津，又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在华北搞所谓“自治运动”，妄图长期占领这些地区。１９３６年日本制定的总体战略计划——“国策基准”出笼后，  
卢沟桥上的中国守军

日本举行了一次“将官”演习，向参加演习的将官交代了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战争部署。此后，日本增兵中国东北，抽调精锐部队关东军进驻平津一带，频繁举行军事演习进行挑衅，伺机挑起战争。１９３７年７月３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提议立即给中国以打击，随即于７月７日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７月９日，中日双方交战部队曾达成口头停火协议。但同时，日本乘机从中国东北和朝鲜抽调２万多军队和百余架飞机投入华北地区。７月１７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日本政府决定动员４０万兵力，妄图用武力灭亡中国。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中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热烈响应，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被迫于７月１７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作战。
    中国人民经过８年的流血牺牲、艰苦抗战，终于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来源：新华网

周华

    淞沪会战与“八百壮士”
    卢沟桥事变爆发３７天后，日本侵略军又向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英勇抗击，进行了历时３个月的淞沪会战。

    １９３７年８月９日，驻沪日海军陆战队官兵两人，驱车闯入虹桥机场进行武装挑衅，当即被中国守军击毙。８月１３日，日军以此为借口，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驻上海的中国军队第九集团军，在张治中率领下奋起抵抗。国民党政府陆续调集６个集团军７０余万人抗击，初战获胜。从８月２３日起，日军多次在长江口登陆，攻击守军左翼，遭顽强抗击。随后，日军逐次增兵，加强上海派遣军的力量。中国军队也陆续增援，不断调整部署。９月１１日以后，蒋介石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９月下旬至１０月初，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９月３０日拂晓，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中国守备部队陷于苦战，伤亡惨重。１１月５日，日军一部从杭州湾登陆，迂回守军侧后，合围上海。守军被迫撤退。１１月１２日，上海市区陷落。

    在战役的最后阶段，１０月２６日晚，守卫大场防线的中国军队第８８师第５２４团第２营４００余人（报界宣传称“八百壮士”），在副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的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连夜西撤。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守卫四行仓库的中国军队孤军奋战，誓死不退，坚持战斗４昼夜，击退了敌人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的数十次进攻。与此同时，上海人民也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支持和鼓励着壮士。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把慰问品、药品源源不断地送入了四行仓库，支持壮士们抗击日军。战至３０日，守军接到了撤退命令，中国守军冲出重围，退入英租界。这次英勇作战，中国军队以寡敌众，共毙日军２００余名，被国际社会赞为奇迹。
    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严重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国民党政府被迫实行抗战，从此，全国进入了抗日战争。

来源：新华网

周华

    平型关大捷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战场后首战大捷，同时也是全国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
　　八路军出师华北挺进山西之际，日军第5师团在察哈尔派遣军的配合下，正沿平绥路进攻长城沿线，企图南下进攻太原，夺取山西腹地，并从右翼配合华北方面军在平汉路的作战。中国第2战区制定了沿长城各隘阻击日军的作战计划，在平型关方面，决心集合重兵歼灭来犯之敌，并请求八路军配合侧击日军。为了配合友军作战，保卫山西，振奋八路军军威，八路军115师成功进行了平型关伏击战，取得首战大捷。
　　1937年9月上旬，根据作战计划，八路军115师开赴平型关附近。平型关位于山西省东北部，是晋东北的一个咽喉要道，两侧峰峦迭起，陡峭险峻，左侧有东跑池、老爷庙等制高点，右侧是白崖台等山岭。在关前，是一条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狭窄沟道，是伏击歼敌的理想战场。
　　22日，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一部，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并占领东跑池地区。23日，115师决心抓住日军骄横、疏于戒备的弱点，利用平型关东北的有利地形，以伏击手段歼敌，并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24日深夜，115师利用暗夜和暴雨，秘密进入白崖台等预置好的战斗阵地。
　　25日拂晓，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后续部队乘汽车100余辆，附辎重大车200余辆，沿灵丘——平型关公路由东向西开进。7时许，该部全部进入第115师预伏阵地。第115师抓住战机，立即命令全线开火，并乘敌陷于混乱之际，适时发起冲击。115师一部歼敌先头，阻其沿公路南窜之路；一部分割包围日军后尾部队，断其退路；一部冲过公路迅速抢占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一部阻断先期占领东跑池的日军回援；一部阻断日军第五师团派出的增援部队。经过激烈战斗，全歼被围日军，大获全胜。
　　此战，取得重大战果。八路军115师共击毙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一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
　　平型关大捷在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的形势下，有力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消息传开，全国各界莫不欢欣鼓舞，纷纷发来贺信贺电，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同时在整个战略上，为忻口作战赢得了准备时间，有效地钳制了日军第5师的行动，并且从侧翼支援了平汉路的作战。
来源：新浪网

周华

    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
　　日军占领上海后，直逼南京。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攻击。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
　　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
　　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
　　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令人发指者，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他们分别杀了106和105名中国人后，“比赛又在进行”。
　　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轮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
　　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南京大屠杀惨绝千古人寰！
来源：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周华

    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大捷是徐州会战中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扼守运河咽喉，是徐州的门户。日军夺取山东要地后，增加兵力，追击当面中国军队。日军第10师团由北自南展开进攻，第5师团由东北方向从临沂向峄县（今峄城）进攻配合作战。
　　1938年3月16日，日军第十师团组编濑谷支队（旅团）作为先头部队，向台尔庄以北腾县发动进攻，揭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
中国军队在腾县与敌进行拼死战斗后，18日，腾县、临城陷落。20日，东北方向韩庄、峄县失守。濑谷支队在它部日军尚未到达的情况下先行逼进台儿庄。
　　中国第5战区在李宗仁将军指挥下，为确保台儿庄阵地，以保卫徐州，调整战略部署，准备聚歼孤军突入之日军濑谷支队。3月24日，蒋介石亲到徐州视察，并组成中央临时参谋团协助李宗仁指挥。同时，中国共产党命令新四军在广大淮河流域配合友军，使津浦路南段日军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周恩来还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出作战方针建议，得到深切赞许，并派出代表鼓励李宗仁利用台儿庄以北有利的山区、湖沟地形给敌一次沉重打击。
　　3月24日，濑谷支队在航空火力支援下向台儿庄发动猛攻，中国守军与之展开激战。日军一部突入东北角，被守军击退。日军不断增加兵力，配以坦克、重炮实施攻击，守军伤亡甚重，日军突入台儿庄。28日，中国守军对突入之敌展开围攻。
　　为切断峄县之敌增援台儿庄，中国军队一部于30日对峄县佯攻，一部协助解决台儿庄附近之敌，极力破坏峄县至台儿庄之间的铁路、公路，遮断峄县与台儿庄的联络，竭力阻敌南下。同时，中国军队一部向另一方向南洛、三里庄前进，截断日军联络，阻敌增援。另一部由峄县南下围攻日军。29日，日军急令攻击临沂的坂本支队转向驰援台儿庄。但于31日，遭中国军队阻击，经数日激战，予敌重创，使其救援计划落空。
　　30日，日军濑谷旅团长亲率支队后续力量增援台儿庄，全力与中国守军展开激战。同日，中国军队将进入台儿庄之敌完全包围。在日军的优势火力下，中国军队不避牺牲，浴血猛攻。4月3日，中国军队终于冲入台儿庄，与敌展开街垒战。6日晚，中国军队全线攻击。战至7日凌晨，除一小部日军突围至峄县附近固守待援外，余敌全部被歼。
　　台儿庄大捷是抗战爆发后中国正面战场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在历时半个多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但也取得了重大战果，歼灭日军1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必胜信心。
来源：搜狐

周华

    武汉会战
    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大举进攻企图一举“解决中国事变”的日军展开抗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会战。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此战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具有重大转折意义。
　　武汉地区位于华中地区中心，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迁至武汉后，该地实际成为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日军大本营认为“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因而积极准备进攻武汉。
　　中国在徐州会战后，由于数次大会战的失利，华北华中相对发达地带大片国土沦失，在国民党内产生大量悲观失败主义论调。为了坚持抗战，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前途和战略方针作出了深入的思考和科学的判断，并明确提出保卫武汉的任务。毛泽东在1938年5月著名的《论持久战》中科学预见战争的发展进程，正确指出了中国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在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上不断宣传保卫武汉的方针，使全国军民看到了抗战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前景，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党军队及各界群众的抗日热情，促进了全国的又一个抗日高潮，对国民政府积极组织武汉保卫战起了重要作用。
　　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正是决定实施武汉作战。日军集中约25万人的大军，同时海军舰艇120艘、航空兵团300余架飞机配合陆军，沿长江南北两岸和大别山北麓分两路向武汉进攻。
　　为保卫武汉，国民政府重新划分战区，制定战略防御部署，将重点放在武汉外围，从6月到10月底同日军展开了一系列英勇的防御作战，使敌在推进途中付出重大代价。在长江北岸，日军在田家镇要塞攻防战中“战死287人（内军官7），负伤866人（内军官15），合计1150人，预料还要增加”。在长江南岸，在江西马头镇要塞，中国守军与敌恶战8昼夜，予敌大量杀伤。
　　在富池口要塞同日军血战近10天，多次击退日军进攻，最后，无耻的日寇竟向中国军队施放毒气才占领。在庐山南北，中国军队与敌展开激战，取得万家岭大捷，毙敌3000人，伤敌更多，俘虏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枝，军马100余匹。在大别山地区，中国军队在富金山高地顽强阻击日军，予敌重创，歼敌1000余人，使日军每个连平均减员到40人，营长一级的军官也多有伤亡。同时，中国军队利用大别山的险峻地形，巧妙阻击日军，激战1个多月，致使日军付出了战死1000人，伤约3400人的代价才得以突破。在河南信阳，中国军队持续阻击日军，歼敌2600人。
　　在武汉保卫战中，中国空军在苏联志愿航空队配合下，与敌激战，取得重大战果，共击落日机62架，炸毁日机16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有力支援了地面部队作战。中国海军在长江上也进行了激烈战斗，在沿江要塞布置水雷，设置海岸炮，并击沉日舰多艘，有力迟滞了日舰沿江进攻。

　　由于中国军队各处顽强、持续的阻击，各路日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迟至10月底才完成由东、南、北对武汉的三面包围。然而，中国军队从持久抗战的战略角度出发，未与敌决战，而是从武汉地区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
　　武汉保卫战历时4个半月，毙伤敌近4万人。截至武汉会战，日本企图“速战速决”一举摧毁中国抵抗力量的目的不仅没有实现，自身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也达到空前程度。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钳制了大量日军，拖住了日军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日本被迫转入长期持久的局面。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在武汉会战过程中，日军乘广州兵力空虚，在10月发动广州作战，占领广州，控制了华南的部分地区。广州失陷，使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国际物资输入线，给持久抗战造成了新的困难。日本也为其以后的南进作战，建立了一个前进基地。
来源：搜狐新闻

周华

    三次长沙会战
    湖南是中国著名的谷仓，抗战时期，为国民政府粮食、兵员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省会长沙，中日军队在湘北新墙河一线隔河对峙。长沙是华中战略重镇，当粤汉铁路之要冲。武汉、南昌会战后，长沙的战略地位已经上升到特别突出的位置，成为屏障中国的战略大后方大西南的门户上战略要点。
中国特别重视长沙地区的防御，由第9战区（后分设第6、第9两个战区）集重兵与日军在战线上对峙，为此，从1939年到1942年间，日军先后三次大规模进攻长沙，中国军队与之展开殊死搏斗，是为三次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又称湘北会战，日方称湘赣会战）爆发。这也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
　　从8月开始，日军第11集团军便调兵遣将，集中了步兵10万，陆军航空兵团约100架飞机及海军一部的强大兵力，企图集中打击第9战区主力，并在政略上实施日本政府以打诱降的计划，企图挫败国民党军的抗日意志导致国民政府屈服，从军事上配合推出汪伪政权。
　　中国鉴于长沙的极端重要性，早就判断出日军必将进攻，为此确定了守卫湘北赣北的基本方针，向第9战区不断下达作战指示。9月上旬，第9战区判断日军进攻长沙即将开始，加紧部署，严整战备。
　　但长沙地区的地势却不利防御作战，北部平坦无险可守。为此，总结了抗战以来会战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以前层层设防，逐次防线地与日军进行阵地防御战的呆板挨打战术，转为只以部分部队坚守正面既设阵地，逐次予敌消耗，主动转移至敌之侧翼，继之以伏击、侧击、尾击等各种手段逐次消耗敌兵力，待敌进入预定决战区域，集中使用绝对优势兵力，将敌一举围歼。这成为此后几次长沙会战一成不变的战略指导思想。同时，认真吸取南昌会战教训，特别注意破坏一切可资日军利用的道路，包括铁路、公路甚至乡间小路，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和重炮兵行动困难。
　　9月14日，会战开始。日军采取其传统的“分进合击，正面突破、两翼包抄”的战术，分别从赣西、鄂南、湘北三个方向会攻长沙，湘北为主力。在会战中，鉴于长沙的极端重要性，进行了战役动员，中国官兵表现出了空前高涨的抗日意志，与日军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战斗。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打击下，10月1日，日军放弃攻势被迫退却。10月15日后，逐步恢复原阵地。
　　此役，日军集中10万兵力，劳师南征，未能达到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作战目的，相反，各路均遭到有力的阻击、侧击，部分日军陷于包围，损失惨重。日军承认“此次会战与南昌、襄东（即随枣会战）两次会战，颇有决战之势。在部分战场上，部分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诺门坎。”日军在会战前期，攻势行动艰苦，在会战后期，于中方反击下匆匆撤退，士气大受影响。此次会战，日军伤亡达2万余人。
　　期间，1939年9月23日，日本陆军中央为了统一侵华日军的指挥和对华政略战略，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辖华北方面军、第11（驻武汉地区）、13(驻京沪地区)、21（广州）集团军，解散原华中派遣军。

　　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第9战区仍与日军隔新墙河对峙于湘北地区。1941年后，日军酝酿发动第二次进攻。但因苏德战争爆发，日军积极准备对英美开战，无力投入更多机动兵力，被迫缩小规模，仅将目的定为予9战区中国军队一次重大打击。
　　第9战区总结第一次会战经验制定了反击作战计划。9月，日军发动进攻，强渡新墙河。由于9战区出现指挥失误，下达作战命令的无线电报竟被日军窃收并破译，使中国军队陷入极大被动，虽多处与敌激战，但遭遇失败。月底，日军攻入长沙。但是，由于日军大本营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要求作战尽快结束”，同时日军经连日作战，粮弹损耗很大，战线过长，后勤保障困难，决定10月1日开始撤退。中国军队随即展开追击作战。10月5日，日军退回新墙河北岸，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
　　这次作战，中国军队由于指挥失误导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从战略上说，是中国军队的胜利，日军并没有击溃9战区主力，自身却付出了2万余人伤亡代价，阵地完全恢复到战前状态，日军没有达到任何大的战略价值。而且，中国第6战区乘他处日军空虚，对宜昌之敌发动猛攻，日军死伤惨重，面临彻底覆灭危险，宜昌日本守军师长已写下遗书准备自杀，因另一部日军驰援才得以躲过灭顶之灾。宜昌作战也是1941年正面战场唯一一次主动发动的进攻战役，歼灭日军7000人。而这，正是第二次长沙会战造成的机会。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后，日军中国派遣军驻广州军进攻香港，日军驻武汉之集团军决定再次发动对长江以南中国军队的进攻，从而牵制中国军队转用广东方向，阻止中国军队援助英军保卫香港。为此，武汉日军再次进攻长沙。1941年12月23日，日军强渡新墙河，会战开始。
　　这次会战，中国军队一改被动局面，取得战役胜利。中国在前两次长沙会战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展开防御作战。第9战区一线兵团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给日军相当的损耗和迟滞。待敌深入长沙预定决战地区，中国长沙守军顽强坚守核心阵地，连续挫败日军进攻。同时，第二线反击兵团周密协同，对日军进行合围。日军屡攻长沙不下，周围中国军队又不断压缩包围圈。日军弹药将尽而补给线已被切断，只能空投补给。日军见势不妙立即展开退却。我军合围部队立即转为向敌阻击、截击、尾击作战，穷追不舍，在多处予敌重大打击，扩大战果，敌狼狈逃串，至1942年1月15日，日军退过新墙河，恢复战前态势。中国军队掌握了战役主动权，获得长沙数次会战以来首次全面胜利。
　　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重创日军，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俘虏139人，日军自承“动摇了一部官兵的必胜信念”。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美英等国军队于太平洋接连失利形势下，引起较为强烈的国际反响。英、美等国政府和舆论给予积极赞扬和评价。
来源：搜狐新闻

周华

    百团大战
    １９４０年８月２０日夜，晋察冀军区、第１２９、第１２０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石家庄至太原）为重点的战役。战役发起第３天，参战部队已达１０５个团，故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
    自１９３９年冬以来，日军以铁路、公路为支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并企图割断太行、晋察冀等战略区的联系，推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决定发动交通破击战，重点破袭正太铁路和同蒲路北段，给日本华北方面军以有力打击。这次战役经历了两个主动进攻阶段和一个反“扫荡”阶段。
    第一阶段（８月２０日至９月１０日）。八路军在正太、同蒲、平汉、津浦等主要交通线发动总攻击，重点破坏了正太铁路。经过２０天的战斗，预定计划全部完成。正太铁路线的路轨、桥梁、隧道、水塔、车站等均被破坏；平汉、同蒲（北段）、石德、北宁铁路以及主要公路也被切断；华北各交通线陷于瘫痪。
    第二阶段（９月２２日至１０月上旬）。任务是继续扩大战果，摧毁交通线两侧和深入各抗日根据地的敌伪据点。在这段时间里，我晋察冀军区主要进行了涞灵战役，第１２９师主要进行了榆辽战役，第１２０师主要破袭了同蒲路。在这些战斗中，八路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是，我军计划要拔除的敌据点未能全部拔除。
    第三阶段（１０月６日至翌年１月２４日），主要任务是反击日伪军的报复扫荡。在这段时间里，八路军先后粉碎了日伪军对太行、太岳、平西、北岳、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
    百团大战历时５个多月。从８月２０日至１２月５日的３个半月中，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１８２４次，共计毙、伤、俘和投诚日伪军达４６４８０人。其中包括：毙、伤日军２０６４５人，伪军５１５５人；俘虏日军２８１人，伪军１８４０７人；日军自动携械投诚者４７人，伪军反正者１８４５人。同时，缴获各种枪５９４２支（挺），各种炮５３门；破坏铁路４７４公里，公路１５０２公里，桥梁２１３座，火车站３７个，隧道１１个；破坏煤矿５个，仓库１１所。此外，还缴获和破坏了其他大量军用物资。
    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推迟了日军的南进步伐，增强了全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
来源：新华网

周华

    “五一”反扫荡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5月至6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所属冀中军区部队反击日伪军对冀中平原大规模扫荡的战役。
    是年春，日军为实现其“确保华北，首先确保平原”的作战方针，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冀中区进行全面蚕食，切断冀中区与北岳、平西、冀东各区的联系，使冀中区陷于孤立，根据地面积大为缩小。5月初至6月底，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第41师团主力及第26、第27第、第110师团、独立混成第7、第9旅团各一部和骑兵第13联队及伪军共5万余人，采取“铁壁合围”、“反复合击”、“分区清剿”、“辗转抉剔”等战术，以派遣特务队与快速部队相配合，对冀中平原进行残酷大扫荡，企图消灭冀中区中国共产党政府军队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完全控制冀中地区。
    冀中军区和中共冀中区委，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长期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指挥主力部队15个团、地方武装15个支队共3万余人，在冀中区人民及北岳、太行、冀东、冀南等区八路军配合下，采取以主力一部同地方部队、民兵相结合，在内线坚持斗争，主力大部转移至外线寻机歼灭日伪军的作战方针，展开反扫荡作战。
    5月1日开始，日伪军从石家庄至定县、保定至大城、沧县至德州一线出动，向冀中中心地区合围，企图将冀中区中共党政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压缩于沿滹沱河、滏阳河、德州至石家庄铁路线构成的“铁环阵”之中歼灭。冀中军区以一部兵力采用袭击、伏击、阻击等手段钳制进攻之日伪军，掩护机关转移，在深泽县白庄、无极县赵户村、肃宁县窝北镇、深县护驾池等地歼日伪军1000余人。经十数日辗转激战，中共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大部跳出日伪军封锁圈，机关转移至阳河以东地区，部队分散在内线坚持斗争。
    至5月底，日军在封锁圈内反复进行“梳篦扫荡“、“拉网扫荡”、“抉剔清剿”，多次施放毒气，到处抢掠、抓丁、烧杀、奸淫，组织“维持会”。在极端艰苦的条件卞，冀中部队和民兵依托地道和村间道沟，灵活运用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袭击日伪军运输队，打击小股日伪军，保护人民群众和粮食财产。期间，外线部队先后袭击大城、文安、新镇、安国等20余座城镇，在无极县小吕王村、深泽县白庄、定县北喧等地多次阻击、伏击日伪军。
    至6月上旬，日伪军占据冀中根据地所有县城和较大集镇、村庄，共建立1700多个据点，挖掘4000多公里封锁沟，把冀中根据地分割成2600余块。冀中军区遵照八路军总部指示，除留少数主力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民兵在冀中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大部陆续向冀南、太行、北岳根据地转移。6月底，日军缩于主要城镇，反扫荡战役结束。
    此次日军的残酷扫荡，使冀中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冀中军区部队减员16800余人，群众被杀、被捕达5万余人，根据地绝大部分变为日占区和游击区。冀中军民在2个月的反扫荡战役中，共进行大小战斗272次，毙伤日伪军1.1万余人。
来源：军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