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闲看水浒全集！

水寿松

罪犯在监狱中的地位
——闲谈水浒之一
一般说来监狱是关押、改造罪犯的地方，是体现国家权威、执行刑罚的专政机器。因此罪犯在监狱中的地方是很低的，甚至可以说不仅是自由甚至是生命系于管教之手。君不见我们今天许多监狱都写着这样的大标语：“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你来这里干什么？”这些标语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犯人：你是罪犯在这里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而无别的选择。
可不久前的一件旧闻却让人罪犯在监狱地位低的印象产生了怀疑。大连的黑老大邹显卫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大连监狱服刑。在监狱长谢红军等一干监狱民警的关照下，过起了大墙内的“星级生活”。报载：监狱把他安排在远离普通牢房的单间里，房间里有冰箱、彩电、电话等生活用品，两名犯人充当勤杂人员为其服务，随叫随到。很少参加劳动改造的邹显卫还担任劳改积极分子委员会主任，动不动就打骂其他犯人，简直可在监狱呼风唤雨。据说还有一位女民警投坏送抱，爱上了这位老大。
看官莫要莫名惊诧，像邹显卫这样的牛逼罪犯古就有之，也算是中华法制史上一大光荣传统吧。
宋江在监狱里服刑的日子比起邹显卫来更加舒服，其何止是呼风唤雨，甚至让监狱民警成为自己的马仔。
《水浒》第三十七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中写道，黑宋江杀死了想举报自己的二奶阎婆惜，本来应当判死刑，可是在知县和刑警队长朱仝等人的关照下，上下其手，化些银子故意放走了这一杀人犯，最后不巧落到青州都监的手中，刺配江州，押到九江监狱去服刑。按理说九江离宋公明老家千里迢迢，这种异地服刑应该让犯人做不了什么文章，邹显卫之所以在监狱中那样牛，和他在家乡大连服刑不无关系，如果让他去新疆服刑，未必能有“星级生活”。然而大宋官家错了，异地服刑对一般犯人有用，可这宋江是何等人？那是黑道上赫赫有名的及时雨。
你看他刚到江州，“取三两银子，与了江州府公人”，便换取住单间的待遇。监狱长（两院节级）戴宗因为宋江没有及时送上“常例钱”，要打宋江一百棍，用戴宗的话来说：“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你说不该死，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个苍蝇。”——由此可见监狱警察对犯人生杀予夺的权威。
可当他知道眼前的贼配军是宋江时，这位监狱长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那人听了大惊，连忙作揖，说道：原来兄长正是及时雨宋公明。”“兄长，此处不是说话处，未敢下拜。”这戴宗立马和黑社会老大称兄道弟，不过他很有心眼，在众目睽睽之下，只作揖而已，可到了无别人看见的酒楼单间，“起身望着宋江便拜。”监狱长戴宗如此，那么他的死党、杀人外逃混进警察队伍的李逵，自然对宋江这个黑老大更是如众星参北斗一样。
你看这宋江在监狱里过得什么日子。日日有戴宗、李逵陪着喝酒游玩，为了宋江吃上一口鲜鱼汤，本应监管他的警察李逵，不惜在浔阳江头和张顺大打出手。几人喝酒时，还有妙龄女子在旁边唱曲。那时没有女子做管教警察，如果有的话，像沈阳中院女院长爱上刘涌，大连监狱女警爱上邹显卫一样，没准某个女民警也会委身于宋江。
无独有偶，另一位知法犯法，以刑警队长（都头）的身份杀人的武松，——这是宋代的杜书贵，被押送到东平府服刑，监区长施恩日日好酒好菜对他照顾。一则因为武松打虎英雄之名，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要利用武松赶走蒋门神。
那时候政法单位和部队办公司、搞经营也是常事。这施恩原来在孟州东门快活林办了一个大赌场。——警察精英黄、赌产业。亦有传统。可他是一个小警察，比起军分区司令张团练自然是小巫见大巫，张司令利用蒋门神赶走施恩，独自经营这个日进斗金的赌场。施恩便请出了自己手下的犯人武松，打败了蒋门神，重霸快活林。
在吏制腐败、司法黑暗的社会，所谓的执法权到了具体的执法者手里，便是由公权变成私人的资源。套用吴思先生的理论，这种执法权是由个人支配的伤害能力，既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如每个犯人进监狱后，必须给戴宗上供常例钱，否则就会吃皮肉之苦，甚至像只苍蝇一样被打死。同时这种由个人掌握的执法权又能拿来做人情，像戴宗、李逵、施恩等小吏心中，哪有什么制度、规矩、朝廷，他们心中只有银子和所谓的义气。由于这种司法现状，使警察和罪犯的地位有着滑稽的倒置。从制度上说，戴宗他们是管教宋江等人的，自然在宋江面前他们应该威风凛凛。可自古警匪一家，那时节的执法人员，也多栖身于两种体系内。明的说来他们是帮朝廷、帮赵官家当差的。可这份差事仅仅是他们用来谋取利益的工具而已，他们自觉的定位则是江湖中人，因此对一个人地位的判断，大多数如戴宗、李逵、雷横等等依据的不是“白道”上的标准，而是“黑道”上的标准。因此对白道而言，正在服刑的宋江是个杀人犯，要被好好管教才对。可对黑道而言，他是江湖上声名显赫的黑老大，在他面前，无论是刑警队长雷横、朱仝还是监狱警察戴宗、李逵，都是用江湖的规则来尊重他，保护他。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浔阳江头题反诗，犯了重大的政治错误，小小的戴宗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已不能再罩着他。他在九江监狱这种“星级生活”也许会一直过下去。
有人也许会奇怪，宋江这个犯人被戴宗、李逵像大爷一样供着，为什么有关部门就不知道呢？直到提反诗，才有黄文炳告到知府那里呢？且等之二：小吏的能量。阿笑再作讨论。

水寿松

小吏的能量
——闲谈水浒之二
《水浒》、《红楼》、《西游》这类游戏文字，可自问世后，都如六经一样，让后人纷纷按照自己的意图注解。写一百单八将聚义梁山的《水浒》更是如此，在不到三十年前的中国，意识形态一通江湖，政制权威无孔不入，水浒更是演绎成投降与反投降，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教科书。众头领也按阶级划线，而主张招安的大头领宋江自然是篡夺革命果实、一心想投降的地主子孙。
其实说梁山这干杀人放火、只顾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强盗们是“农民起义”，完全是后人附会。除了游手好闲、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阮氏三兄弟和农民沾边外，其他谁是地道农民？
与其说梁山聚义是农民起义，不如说是小吏造反。这一百单八将里许多人原来是体制内的小吏，——那时候民事、军事分野不严格，因此下级军官也可算小吏。我粗略地算了算。这些小吏有如下这些。
大头领是郓城县的押司宋江，这是个舞文弄墨的文吏，大概算县委县政府办公室的主任或秘书，在这个职位上必定心细，善文墨、懂相关法律政策、多权谋、交往广。宋江在这个职位上结交天下英雄，拿公家的政策送人情从而博得大名，最后成为造反的众吏之首决非偶然。
警察序列的：都头（刑警队长）武松、朱仝、雷横、李云等。监狱警察或司法警察有戴宗、李逵、施恩、蔡福、蔡庆、杨雄等人。
下级军官有林冲、（八十万禁军的普通教头品级不高，他并非总教头，这便是参谋与参谋长的区别，参谋不带长，**都不响。如果他是高级武官，陪夫人进香怎只能有丫鬟锦儿陪判而无公职跟随？又怎能随便和一个野和尚结拜弟兄？）鲁达、索超、杨志、花荣、孙立、孙新、徐宁、关胜、宣赞、郝思文、单定圭、魏定国、张清等人。呼延灼、秦明也就是个中级武官。
另外梁山水泊的前领导核心晁盖是个保正，即东溪村村民自治委员会主任，无小吏之名，有小吏之实。
这些人上梁山的具体路径不一样，有主动投奔，有逼上梁山，有被哄骗上梁山的，也有随大流糊里糊涂上山的。但从整个小吏群体来看，他们造反，其杀伤力要比普通的农民大得多，普通的农民上梁山也就是个进不了序列的喽罗。他们拿赵官家的俸禄，小吏的职位也曾为他们带来风光，他们为什么还要造反？
我们得从中国古代的官制说起，从汉代举孝廉开始，中国逐步形成成熟的文官制度。有妻到了隋唐，科举取士日趋完备，文官地位日高，官和吏即政务官、事务官泾渭分明，不经科举的能吏要想混个大官，没有特殊机遇几乎不可能。
具体说到宋代，宋太祖这个政变起家的丘八坐了龙廷后，鉴于前朝得失，采取了抑武重文的国策。文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高于前代任何一朝，每次进士录取名额是唐代的几十倍。必然造成“冗官”，这么多正经出身的文人涌进官场，势必把任何一个官位占忙，而众多小吏即使干得再好，除非在自己的岗位上楷点油外，几乎只能终身为吏而不能升官。无激励机制就不会有责任性，而时间一长，整个群体还会对朝廷心生不满。
你看宋江浔阳江头题反诗那一节。几杯酒下肚，任宋江平时如何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此时也醉后吐真言。他思想道：“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于是便有了那首满纸反意的《西江月》：“自幼曾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这可以说是宋江对体制不满的全部暴露，他的反意早有了，如果他一直是个忠于朝廷的小吏，他怎会主动结交天下的盗贼强梁，又怎会主动做“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几次以老父在堂为由不入梁山，只是一则时候未到，二则还没有积累足够的资本。——这正是宋江狡诈过人之处。
宋代的文吏命运如此，军官更是这样了。宋代当兵的和囚犯地位差不多，像秦明这样一州军事统领，见了文官知州，就如保镖见到老板，他安能服气？中级军官如此，更不用说下级军官了，除了战功一途，他们几乎不能出头。而北宋长达百年的“岁币”买和政策，他们也难以有战功。那么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下级军官极易造反。——林冲连自己的妻子都保不住。可见军官待遇。而且在那时候，权力和责任又不是成正比的。当官的有权有势却不办事不负具体责任，做小吏的无大权，待遇不高却责任重大。正如今天所说：“上面千根针，下面一条线”，任何重大的事情，必须通过小吏才能在基层落实。你看杨志失了生辰纲，因担不起责任而入了盗贼；而在有关部门侦察这惊天大案时，也是太师责府尹，府尹责观察、观察责公人。最后压力落在具体办事的小吏身上。府尹以充军威胁缉捕使臣何涛速速破案。——就如政法委领导批示下面基层公安限期破案一样。
你看府尹所说：“我自进士出身，历任到这一郡诸侯，非同容易！今日东京太师府，差一干办，来到这里，领太师台旨，限十日内，须要捕获各贼正身完备解京。若还违了限次，我非止罢官，必限我投沙门岛走一遭。”他当然只有打具体办事人的板子，这具体办事的小吏又如何服气？因为即使破了案，向太师报喜领赏最后升官的是府尹，干小吏何事？小吏能口服心服吗？不过破案的还是何涛这个小吏，离开小吏什么太师、府尹顶个啥用？
小吏地位卑微，可惜他们的能量却不小。自古中国是铁打的胥吏流水的官，因为回避，因为深迁。科举出来的官是真正的“流官”，往往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呆不了几年就走了，而小吏多是当地人士，有的还是世代为吏，对当地的社会情况太熟了，张村有哪几户富翁，李村有几个二流子，他们清清楚楚。他们不仅熟悉社情，也熟悉官场和朝廷的各种律例。而那些端坐在朝廷上做官的大员，要么读圣贤书出来的，每天吟诗作对，要么如蔡九、梁中书这样靠裙带关系起来的，具体带有技术性的事务活，他们远不如小吏熟悉。因此捕盗、收钱、送发公文这些话被小吏把持就是自然的。做官的信息渠道不畅，而具体办事能力不行，碰上宋江这类见识广、神通大的能吏，能不轻易被瞒骗么？
你看何涛破案后，报知府尹，府尹却不亲自出马抓贼，而是让小小的缉捕使臣何涛去通知郓城县政府——依靠当地公安捉拿大盗。恰好碰上了郓城县黑社会第一保护伞、晁盖的结义兄弟宋江。——可见平时官僚主义到何等的地步，府一级官吏对自己属下的郓城县重要书吏如此复杂的社会关系毫不知情，何况远在东京的赵官家？这种信息不畅使宋江有通风报信的机会。
你看这个能吏官场上手腕何等娴熟，他先恭维何涛：“观察是上司差来该管的人，小吏怎敢怠慢？”“休说太师处着落，便是观察自赍公文来要，敢不捕送。”捎带上大骂晁盖：“晁盖这厮，奸顽役户。”用如簧的巧舌稳住了何涛，然后去东溪村报信。——在抓捕晁盖等人的行动中，不止是宋江，包括郓城县两大都头朱仝、雷横也正相通风报信。主要办事的胥吏如此，难怪如赖昌兴这样的老大随便就能逃走。
对于宋江这样能干的书吏，当官的容易被蒙骗，同样做吏的同行则未必会被骗。——因为他们平时行事和宋江一样，自家人那点伎俩谁不知道。
你看宋江到了江州，日日和监狱警察戴宗、李逵喝酒游乐，当地官员竟然得不到信息，这又是官僚主义严重的又一证据。直到题写反诗被另一能吏黄文炳报告到蔡九那里，知府下令抓人。这戴宗又出主意，让宋江装疯。——今天这类把戏也不少，多少人犯罪后买通医院出具有精神病的诊断，以逃避刑事处罚。可黄文炳却不会像蔡九这样的公子哥那样愚蠢，他说：“休信这话。本人作的的诗词，写的笔迹，不是有风症的人，其中有诈！好歹只顾拿来！便走不动，扛也扛将来。”评点水浒的金圣叹读到此处也大赞“黄文炳能。”后来蔡九写信给父亲蔡京请示，被吴用请圣手书生萧让和玉臂匠金大坚伪造文书和图章，几乎骗过了蔡九这个纨绔，可还是骗不过黄文炳。原来这封假冒的书信用的是“翰林蔡京”图章，这中间的毛病，技术上作假水平再高的金大坚和梁山其他草莽自然不明白，只有吴用和黄文炳才明白。你看黄文炳所说：“如今升转太师丞相，如何肯将翰林图书使出来？更兼亦是父寄书与子，须不当用讳字图书。”这封假冒书信便几乎要了宋江、戴宗的命。能吏宋江、戴宗终于栽在另一个能吏手中。
吏中如宋江这样能干者不乏其人，他们这种办事能力、办事功绩与自己的待遇、身份不相称，让他们公忠体国如何可能呢？他们无非将吏这一公共职位作为自己谋取私利、伤害别人保护自己的工具而已。那时候吏的工资并不高，像宋江、朱仝这样的富户做吏恐怕更多是为了保护本家财富、更兼有某些政治抱负而已，好比现在一些地方富翁的子弟花钱也要进公安，买身警服保护自己。而像李逵这样的牢子也许还是编外人员，他不向犯人敲诈行吗？
吏的地位卑微底下而无制度性的保障，所以他们可以伤害别人也容易被别人伤害。那么他们在体制内三心二意处处为自己留后路完全可以理解，你让他们拿那点钱诚心诚意为赵官家，为上司干活，从而得罪江湖人士，可能吗？除非他们脑子进水。——黄文炳的下场就是所有小吏的反面教材。
日积月累的不平、委屈碰上时机，那就只有造反了。正因为他们来自体制内，所以并非真正反这个体制。他们反的是自己不公平的待遇。正如宋江那样能力出众，年过而立却只有江湖上的虚名，而没有真能光宗耀祖的官位一样。造反后再受招安做大官便是他们自然的选择，当年我们说投降派头子是宋江，这也很自然，因为他们作为小吏并没有真正造那个体制的反，而是造那些能力不如自己、却占据高位、在分肥中占尽优势的大官们的反。造反的目的是为了从吏到大官，为了分肥更方便。
这样的造反不是真造反，那么这样的投降也不是真投降。

水寿松

两个失败二奶的教训
——闲谈水浒之三

水浒描写的基本上是男人的世界，满篇多是杀人、放火、喝酒、吃肉，描写风月的笔墨不多。寥寥可数的女人中，除了林冲娘子这样的贞节烈妇外，其他的不是如孙二娘那样的“野蛮女友”，就是潘金莲、潘巧云那样的淫女荡妇。
在这些女人中间，有两个“二奶”不可不提，那就是让宋江最终为寇的阎婆惜和促使雷横落草的白秀英。
这两个二奶都是东京人士，也就是说在首都长大，从小操一口京片子，眼界开阔，阅人无数，见识过“五陵年少争缠头”的京都美女，山东郓城那样小地方的汉子，即使如江湖上声名赫赫的宋江，照样难入她等青眼。——因为风尘中慧眼识李靖的红拂女毕竟是奇缺得如大熊猫一样。就像现在，某些满口雪莱的诗人或者动辄哈维尔的宪政精英，进了歌厅，还没有大街上刚刚混江湖的“古惑仔”更讨小姐喜欢。
阎婆惜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和父母一起从东京流落到郓城那个穷地方（未必是她的亲父母，或许是养“瘦马”的养父母），父亲死了，当地还刚刚解决好温饱问题，娱乐业不发达。《水浒》中写道：“不想这里的人，不喜风流宴乐，因此不能过活”。——估计那时候公款娱乐还不甚流行，她只能屈身给宋江作了没名没份的“二奶”。
宋江在江湖中是及时雨，是小孟尝那样的人，可在“我拿青春赌明天”的阎婆惜眼中却一无是处。如果名媒正娶的话，宋江再无趣终究是她的老公，要一起生孩子过日子，可她的出身不可能成为已进于郓城上流社会宋江的妻室，甚至连妾的名份也不确切。而宋江长得太对不起观众，黑黑胖胖，又生活无趣，胸怀壮志心忧江湖却不能哄女孩子。除了被宋江养活外，她既得不到乐趣，又满足不了性欲，还不可能有名份，那么她喜欢上年轻英俊、乖巧伶俐的张文远便是自然的事情。
阎婆惜毕竟只是个普通的风尘女子，没有红拂的眼光，没有李师师的福气，没有杜十娘的心计，她只能一心一意爱上张文远，而及时雨的威望、名气以及勃勃雄心这些无形资产，在一个婊子的眼里也许不如一朵玫瑰花。——因为她不可能理解另外一个价值体系中的事物。
同为押司显然宋江的资历、人际关系、声望远远高于张文远，舍宋江而爱张文远，这是阎婆惜的第一错，——真正爱情对于二奶来说是奢侈品也是杀伤自己的刀刃。傍大款还挑什么年龄相貌？主要看他是否有钱是否有发展前途。——阎婆惜可能以为宋江只能永身为吏了。
阎婆惜的第二错就是低估了一代枭雄宋押司的狠毒与权谋，此等女子毫无江湖常识，引来杀身之祸也是自找的。她可能以为宋江无非和自己的相好张文远一样，不过是见到县令相公唯唯诺诺的小吏而已。她读完了晁盖等人给宋江的感恩信，应该想到，敢于将犯那样重大罪行的江洋大盗放走，能被黑道众多好汉拜服的宋押司，其胆量、智慧以及江湖地位可想而知。二奶得知包养自己的黑老大惊天大秘密时，应当如何做呢？
第一种选择是装着不知道，反正宋江喝醉了。自己装着根本没有动过招文袋，即使宋江怀疑也不至于当场杀死她。
第二种选择就是对老大说，我知道了但小妾有100个胆子也不敢说出去，而且发誓从此以后死心塌地跟着老大走。——没准以后真做个押寨夫人。
可被爱情与金钱冲晕脑袋的阎婆惜做了最不应该的选择：敲诈宋江。你敲诈一点金子不要紧，还扬言要立马给钱，不然拿着书信去公厅告官。从阎婆惜的话中可以看出她很有些小聪明的。看惯了曲本（现在的肥皂剧）的小女子知道“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没有将送来金子退回的一般规律，也知道“歇三日却问你讨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讨挽歌钱’”，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她害怕退回书信宋江再也不会承认，因为在郓城县宋江黑白两道通吃，他的话更容易被人相信。但也可以让宋江打个欠条呀，等金子拿到，立刻回到东京，盘个店铺，招个郎君过小日子不也很好吗？这个傻妞枉跟宋江一场，对宋江一点也不了解，最后把宋江逼上绝路便把自己逼上死路。她不明白，在杀一个当地没有根基的风尘女子和作为公务员放走江洋大盗的罪行，前面的更小。
大概五年前深圳也有过类似阎婆惜这样的傻二奶，这位二奶被杀倒不是讨厌包养者而是因为她太爱包养者。湖南衡阳一位刘姓女子花容月貌，在深圳某防疫站工作，做了一个派出所所长的情妇。这位湘女犯了和杜十娘一样的错误，动了真情，最后非得要嫁给那个派出所长。那位已有妻室的所长是公安系统的先进，他怎能为一个二奶和糟糠之妻离婚，搞得身败名裂误了前程？所长答应给她青春损失费，从30万加码到80万，那可是五年前呀。可这位痴情女子说就是给她一座金山她也不干，她只要和所长结婚，否则就告发到公安局。以此要挟以为点中了命门，最后所长只好雇用黑道上的人，制造车祸结果了这女子的性命。
如果说阎婆惜是傻而被灭口，那么白秀英则是因狂遭祸。
白秀英也是从东京来郓城捞世界的，可她傍对了人，是新任知县的二奶。也许因为来郓城时间太短，她和当地最高首长的亲密关系还不被很多人知道，那时候的干部选拔考核还有些规矩，至少知县的二奶依然卖唱，没有承包县政府的工程，更没有由舞女变为法官。——因此不识泰山雷横一不小心触了霉头。
白秀英唱完后讨大家的赏钱，坐在第一位的雷横忘了带钱——作为刑警队长的雷都头，在郓城地面上，信许没有带钱的习惯。你想新警察小武都可以免票看电影，而且坐在包厢里面，堂堂的都头来看戏岂不是抬举你？
雷横不识庐山真面貌可以理解，你白秀英只要暗示一下，雷都头不仅明天会补钱，也许还会派人来给你护场子。可白秀英这位京都女子自以为有和县令的关系，狂得不得了。——她难道不了解小地方自有小地方的规则？也不了解一下社情？了解一下郓城地面上的人物再做买卖。当别人说这是雷都头时，她还辱骂道“只怕是驴筋头。”——堂堂的刑警队长哪受过这样的侮辱？打她一拳是自然的。
可挨了打的白秀英还不吸取教训。雷横知道她的身份后肯定会负荆请罪，赔上银子，你就坡下驴给个面子，雷都头就会成为你在郓城的保镖。可她因为有大靠山，告了恶状让县令枷了雷横，而且枷在她经营的构栏面前示众，还让其他的公人，原来雷横的部下或同事打雷横。这个县官也是脑子进水，履新不久为了自己的二奶如此得罪手下的众多干部。因为这不仅对堂堂汉子雷横是奇耻大辱，而且让其他的干部也有唇亡齿寒之之感。正如雷横母亲控诉那样：“几曾见原告人自监着被告号令的道理。”
这不识字的老婆子都明白起码的法律，即使执法也应当由政府来执法，哪能由原告执法？不过现在好像公安拿原告的办案经费去抓被告也不新鲜。可恶的白秀英还打了老太婆，标准的孝子雷横再也忍不住了，用枷打死了白秀英。——这叫欺人太甚，自取其祸。
今天像白秀英这样狂的二奶也不少。当年成克杰在位时，他的二奶李平在广西便能呼风唤雨。贵州原省委书记刘某看上了某饭店的女理发师，——这巡抚大人连郓城县令的品味都不如，人家包养的好歹是京城名妓呀。一位商人送给这位省委书记大人的二奶数十万元，通过她搞定书记大人，从而操纵贵州官场，成为地下组织部长。
做二奶的，不能像阎婆惜那样傻，也不能像白秀英那样狂，这样的教训得吸取呀。

水寿松

天下第一“二奶”李师师
——闲谈水浒之四

和两个失败的二奶阎婆惜和白秀英相比，李师师显然是一个成功的二奶。她不仅傍上了天下第一人道君皇帝宋徽宗这个大款，还狠狠地赚了梁山泊那伙强盗的一大笔银子，让这伙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出了银子还对其感恩涕零。
李师师有如此的通天本事，能成为天下第一二奶，仅仅因为其色艺双全是不够的，通过水浒的描写，我们能窥见她过人的智慧，娴熟的交际手腕和通达的处世态度。——和阎婆惜、白秀英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
白秀英因为仗着是县令的二奶。骄狂得不把整个郓城的大小官吏放在眼里，最后侮辱了雷横母子遭遇杀身之祸。照这个逻辑，皇帝的二奶李师师可以狂到天上去了，天下人除了皇帝谁也不能入她的青眼。但李师师能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正是李师师高于白秀英等人的地方。
作为东京最大的娱乐公司的花魁和汴梁歌舞团最红的歌星，李师师被皇帝包养后，应该金盆洗手专司伺候道君皇帝，或者搞一个正物品、从四品之类的歌舞团团长，让赵官家掏公帑把她养起来。——她在皇帝耳旁吹吹枕边风，这事不难办到。可李师师没有这样做，她还是在风月场所做她的花魁，而且是真做，依然笑迎天下客。不过因为是御用的，价码高了点。——哪像现在一些大牌歌星被某些地市级官员包养后，寻常百姓就难近芳颜了。从这点看，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宋徽宗还是能与民同乐的。这位后来被金人俘虏的皇帝虽然荒淫，但写得一笔好字，更兼吹拉弹唱无所不通，也算多才多艺吧。
因为李师师还坚守在为大宋风月事业兢兢业业工作的态度，宋江等梁山泊的反贼才可能通过“二奶”路线，让自己想被招安的心思上达天听。
皇帝常居深宫，中间关山重隔，又被高太尉这样的奸臣蒙蔽，想通过高太尉等权臣向皇帝表白真心受招安之心的路子已不可行。走李师师这个二奶的路子，是当时梁山诸人的唯一选择。
通过风月歌舞界，向上层施加影响传播信息的古老办法至今还在使用。赖昌兴的“远华”走私案中，似乎就有这种当红歌星帮着沟通上层的关系。
宋江等人在东京的茶楼里向茶博士询问李师师：“莫不是和今上打得热的。”茶博士道：“不可高声，耳目觉近。”——看来当时关于皇帝包养风月女子的小道消息满天飞，直传到偏僻的山野陋村，真是防民之口，胜于防川。
梁山泊首先派出了第一美男兼公关部长情报处长燕青出马，三两下就搞定了李师师的经纪人李妈妈。然后再带领宋江等人去见李师师。由于出手阔绰，立马被李师师母女另眼相看。你看李师师拜谢道：“员外识荆之初，何故以厚礼见赐，却之不恭，受之太过。”态度多么谦恭，谈吐多么得体。
等宋江喝了点酒，指指点点吆三喝四，露出梁山泊贼首的面貌后，再加上骂骂咧咧、长得粗野的李逵，作为沾过天子雨露的李师师来说，心底里对这伙举止不雅的土财主未必瞧得起，但她恪守了风月场良好的职业道德。宋江介绍李逵：“这个是家生的孩儿小李。”你看李师师如何幽默：“我倒不打紧，辱莫了太白学士。”风流倜傥的大才子李白，色冠群芳的李师师，只会杀人喝酒的李逵，三个姓李的如此排列在一起，令人开心。这与时下一些风月场所只会讲黄段子的小姐们相比，砍柴不得不感叹，优秀的青楼文化，到今天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
李逵打了为皇帝提供保卫的杨太尉后，惊了御驾。宋江一伙的真实面貌露了出来，接待如此重大的反贼，隔在别人那里早就被东京警备厅抓进去了。可因为是皇帝的二奶，“李师师只推不知。”——二奶的级别越高，安全系数也越高。
等燕青再次进京见了李师师后，李师师已经知道上次闹东京一帮人的身份。但见过了大风大浪的师师根本不当回事，她对燕青说：“你不要隐瞒，实对我说知；若不明言，决无干休。”听说梁山泊人真心想招安时，李师师安慰燕青：“你这一班义士，久闻大名，只是奈缘中间无有好人，与汝们众为作成，因此上屈沉水泊。”
侠肝义胆的李师师，向皇帝引荐了燕青，燕青报告了宋江真心想招安一事。没有师师的引荐，梁山泊人不可能被招安，宋江被招安的愿望实现，功劳最大的就是李师师。我也不得不佩服燕青，当李师师撩拨他时，为了招安大业，他以结拜姐弟的理由堵住了李师师，避免成为皇帝的情敌而坏了大事。
李师师相助梁山泊人成了招安大事，除了受了钱财，喜欢燕青等原因外，我认为还由于李师师的见识与经历有关。风月中人按理最应当理解江湖人士，他们往往都有难言的人生际遇，有种种辛酸，他们的道德观、是非观不同于正常社会。李师师有幸傍上了皇帝，但她没有得意忘形，依然明白自己的身份。能对梁山泊人给予“同情的理解”。——看水浒中女人，我以为最可爱的就是李师师。
二奶左右王侯，妓院胜于官衙，风月影响政治。这算是我国政治传统之一吧。

水寿松

铁牛哥哥眼中的法律
——闲谈水浒之五

“黑旋风”李逵天真烂漫，尽管他将杀人当成游戏，如江州劫法场时不管官吏百姓，见人就砍，为逼朱仝上山残忍地杀死知府的小公子，但读水浒的人，大多喜欢这位铁牛哥哥。
你以为铁牛哥哥真的是个不谙世事、有着顽童性格的人么？非也，出身赤贫之家，避祸远走他乡，又当过小牢子的他，对世道的评价更为精确。在《李逵打死段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中，铁牛哥哥一句话如有穿云裂帛之力。他是这样说的：
“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
原来柴进的叔叔柴皇城，住在高唐州，家里的花园被知府的小舅子段天锡看上，要强行拆迁，限这位柴皇城几天内搬走。无儿的柴皇城只能找侄子柴进前来出头交涉，作为保镖的的黑旋风跟着小旋风来到高唐州，便惹出了一番大祸，最后让龙子龙孙上了梁山水泊。
这高唐州的知府高廉是权臣高俅的堂兄弟，而他的小舅子又仗着高廉的权势鱼肉乡民。你看这权力的接力衍生好比一个连环套。皇帝宠高俅，高俅便牛逼。——高俅的兄弟高廉于是可以作知府——知府的小舅子就可以胡作非为。这个权力路径图是中国几千年来所谓的裙带关系最典型的说明。
可这柴家不比寻常百姓家，他们是大周皇帝世宗的后代，赵家的江山是柴家禅让的。当年大周皇帝托孤给义弟赵匡胤，可老赵在陈桥驿披上了黄袍，夺了孤儿寡母的江山。这毕竟有些不地道，于是为了堵天下人悠悠之口，赵家给了柴家誓书铁券。这誓书铁券以成文法的形式将柴家后人的特权固定下来了。柴家子孙不但有诸多经济上、政治上的特权，还有司法豁免权，——即使犯杀人罪也可以免死，不受大宋法律的管辖。
这誓书铁券是大宋开国皇帝太祖的庄严承诺，对后代皇帝、官员来说有着宪法一样的权威，理应高于一切的民事、刑事类法律，更不用说是寻常官员自己搞出来的土政策和随意的批示了。
可是柴进碰到的却是：一个鸟知府以及他小舅子的个人行为，高于具有宪法权威的誓书铁券。和官府亲近的段“府舅”根本不把誓书放在眼里，就像如今一样，合法财产在宪法和许多法律中都写明必须受到保护，可在拆迁中，商人和官家一联手，宪法算个什么？不如某县长一纸命令。
大宋这种有法不依的状态连李逵这样不识字的粗人都看得明明白白。当柴进还天真地想拿出宋太祖颁发的誓书来维护自己权益时，铁牛哥哥大叫：“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这句粗话说出了天下的乱源——即有条例（法）不依，所谓的法全留在纸面上，现实中谁有势力谁就可以践踏法律。
当段天锡又来强迫柴家拆迁时，而且叫嚣：“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火爆脾气的铁牛哥哥便让这厮见了阎王。
知府的小舅子被打死后，铁牛逃走柴进被抓，他还迷信太祖颁发的铁券，以为知府不能把他怎样，何况又不是他教唆的。如果说段天锡作为一个混混，不知道太祖颁发的铁券之权威性，一府的最高首长高知府不可能不知。可在知府眼里，铁券照样一钱不值。
且看这官府的人如何操纵法律的。李逵是成年人，有完全民事能力，作为柴进的庄客，他打死人，该负一定连带责任的柴进也罪不致死，何况还有免死铁券。可高知府对柴进这位大周皇帝后代，大宋皇帝名令有豁免权的公子严刑拷打，刑讯逼供之下，柴进只能招供：“使令庄客李大打死段天锡。”变成了主犯，关进了死牢，等待杀头。多受柴进恩惠的梁山众人自然不会坐视不管，救出了柴进一起上了梁山。
像宋江这样的小吏反了我不痛惜，李逵、张青之类的群氓反了更是自然，就算是秦明这样的中高级武官反了我也能理解。可受铁券保护的、大周皇帝后裔、举止温文尔雅的贵族柴进终于反了，这大宋还有什么希望？
在段天锡之死中，有连带责任的柴进被冤枉为主犯重判为死刑。可在阎婆惜被杀一案中，宋江杀人动机具有，犯罪事实清楚。可阎婆惜一个风尘女子，没人最后给她说话，而宋江黑白两道都通。宋江被父亲死了的假消息骗回老家，被官府抓捕后，弄出来这样一个供招：
“不合于前年秋间，典赡到阎婆惜为妾，为因不良，一时恃酒争论斗殴，致被误杀身死，一向避罪在逃。”
最后就依照宋江自己的供述，判了个刺配，服刑地还是渔米之乡江州（今九江），宋代的江西无论在经济文化上都属于最发达地区之一。你看宋江如何开脱的：先说被害人自己有过错——“为因不良”，然后说自己喝了酒两人争殴，最后的结论是“误杀身死”。宋江不愧是能吏，刀笔好厉害。不过比起现在他这番开脱也不算高水平。你看“宝马案”中，一死十一伤，就被“精神溜号”、“忙乱中发动汽车”等理由认定为误杀误伤，判了个有期徒刑二年而且缓期执行三年。我靠，宋江还是现刑，真正的文了面，发配到江州了。不过想想，宋江只是个科级干部，神通当然没有苏某广大。
对照段天锡和阎婆惜两人被杀的案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宋代，有罪可变成无罪，无罪可变成有罪。重罪可变成轻罪，轻罪可变成重罪。
中国的官家，自古没有遵循法律的传统，铁牛哥哥所说的“条例”，只是他们治人的工具而已。想起了民国初年，为清帝退位和清室签订了优待条约，允诺宣统长住紫禁城。可没几年民国还在，丘八们就用枪杆子把人家赶出去。文革中，刘少奇的地位比柴进当时的地位高多了吧，红卫兵来抓他时，他认为自己是国家主席，还没有开人代会免去，便手拿宪法当成誓书铁券，可革命小将哪理他那一套！
想到这些，载色载笑心中有种寒意。

水寿松

小吏毕竟是小吏
——闲谈水浒之六

“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这是《诗经。邶风》中一首描写小吏生活贫穷艰难的诗歌，它可能是中国现存最早写小公务员生存的文学作品。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诸侯不尿国王，大夫和各地封建主也不尿诸侯，做一个小国的小吏，确实没有多少生财之道，也没有多高的社会地位，他不得不慨叹：“王事适我，政事一埤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谪我。”不但要做牛做马一样干没完没了的活，而且要受人奚落指责。
宋代的经济文化繁荣胜于以前任何一个时代，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时候，公务人员寻租的机会要多得多，可以包揽官司、敲诈农商，这时候的小吏比《北门》中的小吏要好一些，但如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写道，大多做吏要么如李逵那样纯粹为一碗饭吃，要么如宋江、戴宗、施恩那样，将手中的公权力私有化，从而保护自己的家族或者以此为保护伞经营特殊行业。但没有制度化的保障，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卑微，在科举出身者的眼里，无非是群奴才而已。
宋江一怒杀了阎婆惜以后，逃到家里避祸，朱仝等人来庄园找宋太公，太公出示了文书，说他和宋江已经脱离了父子关系，因此不负任何连带责任。《水浒》中道：“原来故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为官容易？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的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以此预先安排下这般去处躲身。又恐连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户另居，官给执凭公文存照，不相来往，却做家私在武里。”
这就是官越大越好当的道理，做吏的风险这么大，为什么还能网罗宋江这样有能耐的人？主要是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最大限度地扩大收益。如宋江等人和父母在法律上断绝关系，跟现在某些官吏在老婆犯事后闹个假离婚一样的道理。顶着这样大的风险做吏，如果不好好地捞一把，那还不如回家做个田舍翁。所以我们看到施恩父子和张团练争夺“快活林娱乐公司”的经营权，戴宗让每个犯人必须交“见面礼”的潜规则。小吏承担的风险和付出的成本一般会想方设法转嫁给老百姓，就如现在所说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各个部门布置达标、搞各种检查，最后多要落实在乡镇，乡镇干部要应付上面的大佬们，免得因为工作不力而受处分，必须通过各种名目将成本分摊到农民头上。其实，现在的小吏也不容易，收容制度害死了孙志刚，李思怡被饿死，上法庭受审判的好像都是派出所副所长或者一般警察这样的芝麻官，不但受审的小吏们心里不服气，恐怕其他小吏也有兔死狐悲的感觉，既然冒着当替罪羊的危险，那还不利用机会大捞特捞？
宋江这样的小吏，尽管见多识广、心狠性狡，但他们的经验多是底层经验，也就是说对江湖上的事情明明白白，对基层政府的运作清清楚楚。知道如何瞒上欺下，如何结交三教九流，如何化解风险。如宋江凭的就是“仗义疏财”，到了江州结识了戴宗、李逵后，就会一路使银子，柴进庄上遇到武松后，也是用金钱笼络武松。——这方法应当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但如何使银子，如何走门子，基层和庙堂还是有差别的，像宋江这样的能吏，用结交晁盖、李逵、武松的方法去京城，就不太灵光了。
宋江每次离开梁山出去私访，喜欢带四个人。前两个自然是落难时结交的死党戴宗与李逵，戴宗是他第一心腹，而且就如蒋氏的戴笠，是个情报头子当然要十分仰仗；李逵不但忠心耿耿，更兼武艺出众，是最好的保镖。另外两位就是燕青、柴进，这两人的优势是宋、戴、李三个小吏最缺乏的。燕青长大大城市，是著名大企业家卢俊义的心腹，相貌英俊，精通各种方言，了解各地风月，连李师师这样阅人无数的花魁也一见倾心，可见其魅力。宋江这样的人顶多能在山东县城里的卡拉ok厅里摆摆谱，到了北京的“天上人间”，他就傻眼了。
你看他们一行到了东京，见到了李师师。“但是李师师说些街市俊俏的话，皆是柴进回答，燕青立在边头和哄取笑。”“酒行数巡，宋江口滑，揎拳裸袖，指指点点，把出梁山泊手段来。柴进笑道：我表兄从来酒后如此，娘子勿笑。”这样的大台面，自然只有柴进和燕青才能撑起来。柴进骗过了值班的王观察头上的翠花（大内的通行证，那时没有照片只能如此），然后进了皇宫侦探了一番。这活只能柴进做，他是周世宗嫡传后裔，真的天潢贵胄，那种贵族气质梁山其他人物谁也学不会。戴宗已经够能干的吧，拿着伪造的蔡京信件来见蔡九知府，当知府问他在蔡府见了谁，他杜撰在蔡府，早晨寻见了一个门子接了书信，一会又是这个门子接待，次日又是这个门子交给回信。金圣叹批阅道“寻见二字好笑，写得如市之门，可张罗雀。”“只是这个门子，如贫士仓头相似”，一个常常处在基层的监狱官，他如何想象的出相府的气派？就如笑话中将农民想象皇帝的日子就是每天吃油条，用绸缎擦屁股一样。蔡九更加相信书信是假冒的，他骂戴宗：“门子小王不能够入府堂里去，但有各处来的书信缄帖，必须经由府堂里张干办，方才去见李都管，然后递知里面，才收礼物。便要回书，也须得伺候三日。”可怜的戴宗，可怜的小吏，这样繁琐的办事程序让小地方的人如何了解，尤其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不发达。
宋江后来极力诱柴进、卢俊义、呼延灼这些高层次人才上山，有经济的、军事的考量，但不可忽视的一种原因他是希望改变领导层多是低层次人物构成的状况。靠这样的人起事可以，做大就不行了。太平天国一直坚持用紫荆山起事的两广老兄弟，视儒士如狗，焉能不败？
聪明的草寇是不甘心永远做草寇，一有机会就会极力改变其核心层的组成。刘邦靠沛县一般小吏起家，但能网罗天下贵族，如韩贵族后裔张良；朱元璋是个叫花子，但他手下的宋濂、刘基、李善长等人无论学问、声望、智慧都是人中之杰。当年我们学历史常常说农民起义成功后被地主阶级夺取胜利果实，但是只有这样王朝才会命长一些，一直坚持是个农民政权恐怕国祚不会多长。刘邦进咸阳还爱和樊侩那些老乡喝酒赌钱，哪像个皇帝，有了叔孙通，大汉王朝才有点气势。
宋江很自卑，所以不论对柴进、卢俊义，还是对高俅，一再称自己是“文面小吏”，他证明自己地位的方法绝不是聚集越来越多李逵这样的人，——这些群氓只能利用一时，而是需要号令更多柴进、卢俊义这样的人。就如没学问的人总在名片上写着自己是“某某学博士”，暴富的人用名牌把自己包裹起来。
小吏出身的宋江，当然不满足草寇的生活方式，他需要建章立制，需要外在的程式来强化自己的地位，于是排座次后便大力制作各种旗帜、依仗，让裴宣掌管军法。但最有表演性、最能体现权威的地方自然是朝廷，除了推翻大宋自己当皇帝外，只有招安一途。宋江没有倾覆大宋的力量，他选择招安也符合一个小吏的人生理想。

水寿松

官军为何不如民团
——闲看《水浒》之七

《水浒》中梁山诸人造反后，官府派军队一再进剿，而且一次比一次规模大，统帅的军官级别越来越高，可结果一样，都落败而去。
如果说晁盖刚刚劫了生辰冈，上了梁山后，济州府尹派团练使黄安带领千人——出动的仅仅是当地武警，第一次攻打梁山，翦羽而归，是因为视梁山等人为普通打家劫舍的草寇，犯了轻敌的兵家大忌。后来朝廷逐步重视梁山的危害，进剿的力度加大，会巫术的高廉落败后，高太尉大兴三路兵，从大宋王朝的辖区内调拨精兵良将，并让名将之后呼延灼拜下连环阵，照样败北；最后高太尉亲任兵马大元帅，征调河南河北、上党太原、京北弘农、颖州汝南、中山安平、江夏零陵、云中雁门、陇西汉阳、琅琊彭城、清河天水等十路节度使各率一万兵，会剿梁山泊，此时已是集大宋政府各地部队之精锐，大举进剿，可结局仍然惨败，“齐声唤，前头捉了高太尉。”“不周山下红旗乱。”梁山好汉们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与官军的无能相反，真正让梁山泊焦头烂额的竟然是民团，——套用中学历史课本的说法，给起义军添大麻烦的是当地地主武装。
和梁山毗邻、一个小小的祝家庄，就使宋公明三次兴兵，前两次不但没有搞定，还让许多大将被人俘虏，最后离间了祝、李、扈三家，使用了连环计，让反水的登州府军分区司令员孙立假装前来帮助祝家，才最后攻陷了祝家庄。
攻打曾头市时，曾氏五兄弟加上一个家庭教师史文恭就让梁山好汉们纷纷落败，连梁山首义的领导人、梁山群雄名义上的最高领袖晁天王也中箭身亡。
和官府那帮吃干饭的混蛋们比较，这些自筹钱粮、自练兵马的民团战斗力太强了。原因何在？
原因之一是攻守之势异也。打祝家庄、打曾头市，梁山泊部队是攻，民团是守，强龙对地头蛇当然花的力气要更大。而官军进攻梁山泊则是攻，此时的梁山部队是守。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三山的义军合兵打青州，也是主动出击，照样取得了胜利。我认为民团比官军战斗力强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同的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
有宋一代，国富而兵弱是出名的，不但在大辽和后来的大金面前屡战屡败，连地处西北一隅的西夏都敢侵掠大宋疆域。中国历朝历代，恐怕没有比大宋朝更窝囊的了。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制得失》中说过，宋代是因养兵而亡国的。养兵本是为了护国，最后走向了其反面，这恐怕是太祖皇帝没有想到的。一个殿前检点（羽林军头目）赵匡胤发动兵变，就能黄炮加身，好比非洲一些小国，一个少校衔的总统府警卫队长，就敢赶下总统自己做。赵匡胤深知武将坐大之祸，杯酒释了兵权，在文官地位持续提高的同时，武将地位较低。宋代军队分禁军、厢军两类，基本上都是募兵即职业兵，从少小当兵到六十岁退伍，这样的兵还有什么战斗力？另外一种兵就是配军，像武松、宋江、杨志这样犯了罪的人，刺了字进军队服役。这样的兵闹不好像牧野之战的纣王部队一样，给你来个反戈一击。厢军就是些杂七杂八的地方部队，他们并不归军事首领统帅，而是由当地的文官如知府管理，——而文官是流官，常常调换的。
平时不修战备，纯干些地方的建设项目，如苏东坡知杭州时，浚西湖修苏堤的主力是当地的厢兵，有些地方部队还经商，如《水浒》中的张团练（地方军分区司令员）就是“快活林”的后台老板。这样的部队，只有到了战时，才临时征调稍加训练就上前线，能有什么战斗力？而且这些临时征调的地方部队，其统帅并非平时朝夕相处的将领，也是临时选拔的。如《水浒》五十四回，高太尉集合了一些兵马准备去剿梁山，临时找了呼延灼做兵马指挥使，“（呼延灼）火急收拾了头盔衣甲、鞍马器械，带领三十人从人一同使命，离了汝宁州，星夜赴京。”呼延到了东京后，又临时找了韩、彭二人做先锋。这样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如何能打仗？呼延带去打梁山的数万部队，恐怕只有从汝宁带过去的那个三十人的警卫排真心听他的话。
禁军是从各地选拔，拱卫京师的，战斗力稍稍强一些，但开国日久，这些模范部队的战斗力也下降了。——就如唐代的神策军、满清的上三旗一样，最后徒有其名。因为禁军在皇帝身边，他更不敢长期让能干的军事将领统帅，大多交给高俅这样只会哄皇帝开心的弄臣管理。对付梁山这样的造反者，也只能多用各州厢兵，不敢轻易劳动禁军，因为如果京师空虚，北面大辽南下如何办？
中国从秦始皇郡县天下后，真正的封建已经消亡。封建社会才是家中有家，国这个大家中有无数小家。国王对各地割据的贵族内部事务并不多加干涉，碰到外敌就像周幽王碰见狄戎入侵一样，用烽火召集各地诸侯来勤王。各地诸侯自己养兵，自己保卫自己，自然积极性很高，部队也有战斗力。但这样做最大的害处就是诸侯用兵自重，不把老大放在眼里，像楚子那样，“吾有弊甲，欲观中原之政。”后代的皇权社会，皇帝老儿最大的担忧是武将拥兵自重，因此处心积虑地削弱军事将领对部队的影响。——宋代和明代这方面做得最彻底，宋、明皇帝恨不得天下几百万兵卒只听皇帝一个人的，而不受制于任何一个将军，——管他是岳飞、还是戚继光或者袁宗焕。三人的悲剧也是源于此。既希望平时将兵分离，又希望打仗时将兵一体，英勇善战。这怎么可能呢？只有现代民主社会，真正做到军队国家化，文人统军、武人治军既能避免军人干政，又能保证常备军的战斗力。所以在皇帝用文官不断干预军事，不断折腾武将时，军队人数再庞大，如宋代一百多万，明代决不少于这个数字，在胡人和流寇的攻击下，一溃千里。就如那些去打梁山的官军一样，兵不知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眼里也没有军事统帅，临时抽调的将领也心里不平，受制于高俅那样的人，打不好还要当替罪羊，谁愿意死心塌地地打仗？
和官军正好相反，民团有具体的战斗目的。——就是保护自己的庄园，保护自己的家。无论是祝家庄还是曾头市，他们厉兵秣马、修建濠垒的目的明确，抵抗那些动不动就来“借粮”，实则是烧杀抢掠的梁山人。这些人世代聚族而居，同枝共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练兵的目的明确，练兵的方法、防御的模式也很有针对性。他们不象官军那样，中间有无数的层级，决策者和战斗人员之间隔膜重重，信息不畅。这些民团的将兵之间，或亲戚、或世交、或师生，因此这样的民团，最小的成本能产生最大的效益。
尽管秦汉以后，割据减弱。但各地的庄园主，还是喜欢训练民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官军，即自己纳税养起来的政府军极度不信任。在封建和民主社会之间，皇权社会实质上是个最糟糕的政体。封建社会是责任分解，用许倬云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总公司给各分公司极大的自主权，你自己练兵保护自己，只要别造董事长的反就行了。
而现在民主社会，所有的股民买了股票，给你交了税，别的事情就不用再管了，自然政府有义务来保证社会稳定、保护国家不受侵犯。可是皇权社会里，老百姓已经支付了用于防卫的费用，即皇粮国税，官军并不能履行相应的义务，大的战端一开，各地的老百姓还得自己保护自己。你让官军打仗，他们会像明末那样，一次次为辽东战事临时加税，就好比你交税已经包括义务教育支出，可修学校还让你临时集资一样不合理。老百姓明明知道这种双重支付不合理，但为了自己的安宁，还是选择自己掏钱保卫自己，如祝家庄、曾头市，他们这样花钱至少能看到钱化在哪里，看到花钱所起的直接效果。
其实，在中国由于皇权社会管理之混乱，效率之底下，官军的战斗力很多时候都不如“家军”——即民团。李闯能一鼓作气攻进北京，南退后却处处陷入地主武装的进攻，最后在九宫山丧于民团之手。满清铁骑由吴三桂迎入关内，打败李闯，可打了江南，柔弱之江南遗民处处毁家抗争。到了咸同之世，八旗、绿营等政府军一塌糊涂，翦除洪杨、廓清东南的依然是曾、左、李等人的民团。
面对官军不如民团的历史怪圈，不仅要问：花费无数公帑，养兵干什么？

水寿松

假如晁盖不阵亡
——闲看《水浒》之八

假如托塔天王晁盖不死于史文恭箭下，将来梁山诸人将何去何从？水泊事业往何处发展？晁、宋关系如何？会不会出现天平天国杨秀清向洪秀全逼宫一幕？这实在是一个大难题，好在施耐庵先生运笔如椽，让108名天罡地煞排座次前，使其死去，让宋公明独自领衔唱这曲大戏。
其实对晁天王而言，他对梁山大业所起的作用实在是有限，历代流民造反，带头起事者先是因缘巧合，历史潮流让一些草根人士成为一代枭雄，但历史自有其淘汰无能者的规律，最后干成一番轰轰烈烈大事的领导人必有过人之处。
天下苦秦日久，陈涉吴广等人为了活命首先起事，但最后成功的只能是汉高祖这样目光长远、广纳英才、知人善任的人，而其他时代使朝廷元气大伤，遭受覆灭或几近覆灭命运的造反带头人，要么是如汉高祖、明洪武这样的雄主，能驾驭众人；要么是张角、洪秀全这样的教主，对众人有一种类似神的感召力。
而晁盖二者都不具备，他无非是乡间一仗义疏财、任侠好勇的匹夫而已，即无宗教上的感召力，又无远谋深虑及驭使群雄的权谋，他对梁山最大的功劳是“打响对大宋王朝的第一枪”，搞了个“智取生辰纲”，这一票买卖显然没有什么政治方面的诉求，无非是觉得梁中书给老丈人蔡京的生日礼物取之不义，那么劫之无妨。而劫生辰纲最大的功臣是吴用，之所以要依附晁盖干这个勾当，主要看中晁盖在江湖上稍有威望，家中殷实，自己做着里正，在当地人脉关系不错，因此以晁天王为首抢劫当朝太师生日礼物，安全系数高一点而已。和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和白胜相比，晁盖还具备些做团伙老大的各方面素质。
后来事败，幸亏宋公明哥哥通风报信，才仓皇逃到梁山。顶着被朝廷捉住杀头的危险，晁盖等人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上了梁山避祸，最后不得已激林冲火并了王伦，在和王伦属下旧人相比，新来的晁盖诸人无论在财力、武力上占优势，自然“新桃换旧符”，晁盖做了老大。晁盖做了老大，是阴差阳错，并非他有什么过人之处。晁天王从上梁山到亡于箭伤，他的铁哥们其实只有阮氏三雄、白胜、刘唐而已。公孙胜是道士，曾经还一度脱离组织，以奉养老母为理由远离江湖，最后被宋江再度请出了山；而吴用这样的儒生是倚人成事的，自己不能领袖群伦，必须找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主公，晁盖与宋江相比，宋江显然更合适，读书人和引车卖浆之流相较，考虑问题更加理智，因此吴用倒向宋江，不是背叛而是与时俱进的选择。
和晁盖相比，宋江少点英雄气质，但正如项王比刘邦更像个英雄，而刘邦能成事一样，比起晁盖的匹夫之勇，宋江的统战术、驭人术炉火纯青，做过吏的宋江也更具有出众的组织才能。宋江上山之前，梁山诸人还停留在绿林“粗放型”的经营模式，简单地排定座次，干得还是一般蟊贼的剪径勾当，碰到什么就抢什么，抢完之后大家瓜分，没有长远的打算和较精细的策划。——以晁盖之能，是难以提升梁山这支造反队伍的层次的。
真正能梁山组织成一个像样的公司，非宋江莫属。
从宋江杀了阎婆惜，避祸他走后，一路结交了柴进、武松、孔明、孔亮、花荣、郑天寿、王矮虎、燕顺等人，等到了梁山人劫法场，救出宋江戴宗二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时，又增加了戴宗、李逵、张顺、李俊、张横、穆弘、穆春、薛永、童威、童猛等人，这些人都是宋江带到梁山的，此时宋派实力已经远胜过晁派。新旧两支部队会师后，分成两列站立，左边是晁盖的旧部，是林冲、刘唐、阮氏三兄弟、杜迁、宋万、朱贵、白胜。这里面杜、宋、朱本是王伦的部下，未必真心信服晁盖，林冲的地位比较中立，以他的见识与武艺，谁的心腹都不会做，而白胜因为在大狱里经不起严刑拷打，供出劫生辰冈的七人，谁然被吴用用计救出来，但形象已经不堪，最后竟然屈居108人最末。右边站着二十七人，金圣叹在评点道：
“中间只萧让、金大坚非宋江旧识。”此时，宋江俨然真正的山寨之主。
晁盖让第一把交椅也许是诚心出于感谢宋江的救命之恩，而宋江的婉拒的理由是：“仁兄，论年齿，兄长也大十岁，宋江若坐了，岂不自羞。”金圣叹斥之为“权诈之极”，成大事者不能没有“权诈”，此时宋江心中自度论能力、功绩和人缘关系，他已超过晁盖，只是刚上梁山就谋了第一把交椅，众人难以心服，必须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领导地位。
自宋江上梁山起，不管晁、宋二人之间如何温情脉脉，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种下了，斗争不可避免，这是由中国社会的政治传统和权力斗争的规律决定的。在最高权力面前，所有的恩怨都不值一谈。吴用和晁盖上了梁山后，已明白所托非人，暗中留意能成大事的“大老板”，从吴用用计劫江州法场，大约他心中所许的“大老板”就是宋江。——吴用的立场改变，是宋江最大的胜利。“智多星”认可自己的领导地位，比起李逵动不动就叫着“打下东京，公明哥哥当皇帝”的忠心对宋江而言，有用得多。大家注意，宋江刚上梁山，公孙胜就提出回家养母，最后隐姓埋名，不与梁山人接触。这显然不因为他是出家人，生性淡泊可以解释的，如是他就不会参与劫生辰冈了。可以解释的理由是，在梁山上下庆贺队伍壮大之时，他和吴用两个聪明人已经清楚地看到“一山二虎”的局面，权力斗争的激化迟早要来，要么像吴用那样及时转投宋江，而作为和晁盖一起起事的入云龙公孙胜，于心不忍，那么只有远离这个漩涡。
“文革”时全国掀起了揭批投降派宋江的热潮，千夫所指宋江在逐步架空晁盖，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把晁盖和宋江之间的矛盾上升为路线斗争，也无不可。
宋江比晁盖，最可称道的就是他的“统战”路线。梁山本来就是个大杂烩，干什么的都有，如果仅仅保证出身贫苦者的话语权，那么自然要依靠阮氏兄弟、李逵这样根正苗红的人。——首先造反，也乐意造反的往往是这样的穷苦人。但要使打家劫舍的流氓队伍变成有组织、有规模的军事单位，靠这帮人是不行的，必须扩大领导层，搞统一战线。在这点上，做过押司、官场和江湖规则都明白的宋江显然看得比晁盖更准。
随着秦明、呼延灼、柴进、花荣、黄信、徐宁、孙新等与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上了梁山后，梁山的基本力量发生了成份变化，所谓的“队伍纯洁性”更是天方夜谭，这时调整梁山的基本路线是必须的。“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梁山人能凝聚最大多数头领、能师出有名的最佳选择。如果说阮小五刚劫生辰纲时所唱的“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只是底层人囿于传统文化的不自觉表现，后来宋江的选择就是梁山人为了求生存的自觉意识。
纵观整部《水浒》，梁山人从来没有并吞宇内、代替赵宋的雄心与能力。其原因是大宋朝比起其他朝代而言，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层的人数增多，官府的赋税相当一部分出自商业、手工业、矿业，这和重农经商的其他朝代不一样，因而官民矛盾、特别是普通农民和官府的矛盾较其他时代并不特别突出，大宋主要的威胁是外地入侵。比起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代的黄巢起义，包括南宋在内的整个宋代，除了宋江、方腊、王小波、杨么几次地方性造反外，没有席卷全国的大暴动。真正能给旧王朝雷霆一击的暴动必须得天时、地利、人和，统治者已搞得民怨沸腾，用儒家的话来说，天命已经归于别人；一地起事，如秦末一样，天下便像点烟花爆竹一样，到处响应，让官军难以应付；起义的部队逐步掌握更多的资源，包括土地、可供后勤的百姓、杰出的人才等等。这几点，梁山人都不具备，赵宋在天下普通百姓心中，并没有完全失德，这也是康王南渡后，在能在东南建立新王朝并享国150年的缘故，大宋境内无隋末那种遍地狼烟的群众基础。
晁、宋领导梁山诸人，大部分打的仗是防御战，是不得已的“反围剿”，很少有主动的进攻，打青州、打大名府也是为了救人而采取的偷袭。葬送一个王朝的起义必须有大规模反攻，难道梁山人就不想打下东京坐龙廷吗？只是历史没有给他们这个条件。宋江等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以招安为目标，以“忠义”为旗号，这是种现实的选择。所谓树忠义大旗，从来就是一种为了生存的手段，哪个时代的造反者有真的忠？真的义？
而晁盖一直就是个没有个明确目标的造反者，乐于过着当一天强盗抢一天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这日子李逵这样的人愿意过，而越来越多如卢俊义这样不得已造反的人，不愿意一生都为草寇。随着梁山战略方针的调整，晁盖便成为一个摆设，一个因为首义而成就的象征符号，这个符号随着宋江势力的崛起，也越来越没有用。
当朱元璋经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羽翼丰满后，就感觉到小明王这个傀儡已经不需要了，便派部将凿穿小明王的龙船，让其淹死并彻底消灭龙凤王朝的档案；杨秀清等人靠洪秀全装神弄鬼，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蛊惑众多老百姓跟他们紫荆山起事，到了南京天朝兵强马壮后，杨秀清就开始逼宫了。——这是造反者千古不易的规律，晁盖若不意外阵亡，命运大抵也是这样。

水寿松

如王伦接纳晁盖会不会被火并
——闲看水浒之九

书生大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聪明。聪明自然不是坏事，但聪明分三六九等，像王伦这样的落第书生是小聪明；像黄巢、洪秀全那样的落第书生是大聪明。
王伦见到晁盖等七人劫了生辰纲上了梁山，以七个乡间匹夫，就能将何观察等一干官军杀得屁滚尿流，其勇其智让王伦心惊胆寒，他担心晁盖等人取而代之不是没有道理的，想拒绝晁盖入伙，礼送出寨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方法。但其不智之处就是他只具备小聪明，他没有想到，以晁盖、吴用等人敢劫了当朝第一权臣的生辰纲的胆量，可以打败何观察的智谋，其心狠手辣的程度什么事都会做出来，他竟然毫无防备，以 “显规则”来处理晁盖难题，——即用“五锭大银”送给晁盖等人，并谦称：“只恨敝山小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许多真龙？聊备小薄礼，万望笑留，烦投大寨歇马，小可使人亲到麾下纳降。”依世上的一般办事规则，王伦做得够意思了，招待好吃喝，再给盘缠，而山寨是我的，不接纳晁盖等人也是自己的权利。
王伦的悲剧是，自己做了强盗可还以书生的手段来办事，使点书生的小聪明，反而更容易自取其祸。绿林就是大森林，盛行的是赤裸裸的暴力至上原则，当然加上智谋的暴力就更厉害。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成王败寇天经地义。做了强盗的书生往往比李逵、鲁达这样的武夫作强盗更让人提防，因为书生读过书，有计谋，有自己的独立思维，别的强盗更害怕他们，逮住机会就会消灭他。而李逵这样的强盗，一旦有个主人降服他，就会愚忠到底。可惜王伦没有参透这点。
对于晁盖的来投，王伦只有两种选择，但这两种选择要么不做，要做就做透、做彻底。第一种选择就是一开始就不接纳他们，既然搞武大郎开店，压根儿就不让武二郎进店。可当时他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领着一班头领，出关迎接”，他作为山寨之主，连对和梁山泊相聚不远的郓城县，出了晁盖、吴用这样能力出众的大盗们的基本情况都不了解，匆匆忙忙、毫无防备地引狼入室，显然是脑子进了水。王伦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和他心胸狭隘、目光短浅有直接关系。在晁盖等人投梁山之前，林冲一人来投梁山，对走投无路的林教头，他都不敢接纳，几番刁难，让他三天之内杀个人做“投名状”，这等胸襟如何能干大事？因为当时林冲对他没有直接威胁，一个家破人亡的丧家之犬，给他一个栖身之地，他会感谢莫名。特别是自己在梁山已经营日久，林武师一人有天大的本事也掀不起大浪来。若如宋江那样办事，笼络林冲，林冲会成为自己中心耿耿的属下，再团结好上宋万、杜迁、朱贵等人，晁盖这些人即使进了山寨，也翻不了天。如果第二天准备将他们赶出梁山，可提前做好两手准备，和林冲等旧部商量好，埋伏好刀斧手，晁盖等人一旦想鸠占鹊巢，就来个先下手为强，将他们就地解决。毕竟自己是地头蛇，只要人心齐，准备充足，这点完全可以做到，搞定晁盖，还留下生辰纲这比金银宝贝，岂不一举两得。可他有妇人一念之仁，最后死得都不明不白。
王伦的第二种选择就是开门纳英雄。如果王伦接納了晁盖等人，他会不会被火并？应当说，他被火并的危险还是存在的。王伦如真有做大事的气度和权谋，他应接纳晁盖后，再想法分化他们。首先巩固自己在林冲、杜迁等旧部中的领导地位，然后笼络吴用、三阮等人，时时提防晁盖这个新人马中的老大。等新人中完全认同自己老大的位置后，想办法让晁盖服服帖帖，如晁盖有火并的念头，就找一借口结果了他。因为吴用等人和晁盖是为利益一起劫生辰纲，其联盟并非牢不可破，因利结盟，那么同样可以用利益打破这种同盟。
可这个书生，做了前一种选择却没有相应的对策，有没有做第二种选择的气度与自信，他要不被火并，这江湖还叫江湖吗？
去年年底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发生一起猴山政变，一只身强力壮的公猴，趁老猴王年长气衰，突然向其发难，打败了老猴王。新猴王一旦加冕，不久前还对老猴王服服帖帖的群猴，包括老猴王当初的数位佳丽——母猴，立刻站到新主这边，一起将老猴王逼得跳崖，最后摔死。权力场就是个猴山，每一个老猴王任何时候都有被新猴王火并的威胁，所以必须十二倍小心，老猴王一旦看到有威胁自己地位的高手出现，就必须想办法剿灭他，否则自己就会被干掉。就如《天龙八部》中丁春秋那般徒弟们，谁的武功高谁就是大师兄，当了大师兄也得时时提防师弟、师妹有一天武功超过自己，将自己杀死。
不要太相信过去属下对旧主的忠心，大多数人只忠于在位的老大。当年齐桓公未即位前，管仲是公子小白的忠实部下，还射了桓公一箭，可齐桓公赢了后，管仲却成了他能干的相国；魏徵在“玄武门之变”前，也是太子府的人，可后来成了唐太宗十分器重的大臣。书生王伦，却不能以史为鉴，不亦悲哉？
我们设想，洪秀全在杨秀清总揽了兵马大权，逼自己封其为万岁后，没有采取断然措施，令韦昌辉提前动手；或者杨秀清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暴露自己想当万岁的野心之前，干脆学朱元璋，发动宫廷政变，搞掉天王，对外慌称“天王暴病而亡”。东王兵权在握，谁人不敢相信？反正洪秀全整天沉溺酒色，身体本来就不好。天国的历史也许会改写。顶多在再留下一个“斧声烛影”的疑案而已。可洪秀全没有王伦那样傻，杨秀清也没有吴用那样聪明。
不过当年伟大的导师率部上了井冈后，为了有块地盘歇脚，送了几十支枪给当地的土匪王、袁二人做见面礼，王、袁二人没有学王伦，而是大度地接纳了伟大导师。可还是不免于王伦的命运，几年后彭某人做了林冲，火并了二人。
作为一个书生，要么就不做强盗，如果选择做强盗就要比普通强盗“厚黑”数倍，否则死无葬身之地。王伦毕竟是书生，无力做英雄，真是该死！

水寿松

宋江、刘备、唐僧的“无能”之能
——载笑闲看《水浒》之十 （本文一些观点受沸沸佛佛兄跟帖的启发）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虽非一人所作，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书中统帅群雄的几位老大，宋江、刘备、唐僧，都是平常人看来的窝囊废，没有什么人格魅力，更无一丝英雄气度。宋江武艺不如一寻常的地煞星，计谋不如吴用等人，而为一百单八将之首；民间奚落刘备的江山——是哭来的，一遇到危险就痛哭流涕，演一曲“悲情秀”；而唐僧呢，斗妖除魔的本事不但不济手下的三个徒儿，连胯下的白龙马都不如，身陷险境时，唯一能做的是念救苦救难观世音的名号或者叫“徒儿快来救我。”
宋江以群盗之首招安拜将；刘备三分天下；唐僧取得真经，功德圆满。三个“无能”的窝囊废最终成就大业，究竟是造化厚他，命该如此？还是别的原因？
其实我们仔细一分析，三人都具备“无能”之能，即个人的文武之资质未必出众，但有驾驭群雄、审时度势、借力打力、合纵连横的出众才能，更掌握一种要登堂入室、脱离草莽而必不可少的政治资源。而这些才能和资源在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背景下，往往能克服自身的文才武略之不足，脱颖而出。
先说驾驭群雄、审时度势的才能。宋江广收天下英雄，积累了雄厚的人脉关系后，最后因为浔阳江头题写了反诗，在法场上被众兄弟劫了后，终于决心上梁山。此时上梁山正是恰到火候。如果杀了阎婆惜就上梁山，他无非是林冲那样避祸上山，虽然有大恩于晁盖，但终不免寄人篱下的味道。等到白龙庙小聚义时，再上梁山，自己搜罗的新人马已经超过晁盖的旧部，此时上山不再是投奔，而是两支部队在江西的九江胜利会师。宋江被晁盖等人救出后，对晁盖的表白：“小弟来江湖上走了这几遭，虽是受了些惊恐，却也结识得许多好汉。今日同哥哥上山去，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共生。”——首先撇清自己的功劳，并非空手上山，而是有功于梁山，其次再撕掉当初满口忠孝，不反官府不违父命、不从草寇的面纱，表达了铁心从寇的决心。如果宋江再晚上梁山，如卢俊义那样，梁山事业进行得如火如荼，再上梁山有投机的嫌疑，而且无尺寸之功，甭说想代替晁天王，即使想坐第二把交椅，恐怕梁山众人都不会服气。至于宋江有吏的手段，吏的通达精明，其驾驭群雄之能力，远超晁盖，前文已经论述。
刘备从一个卖草席的破落皇族起家，本钱没法和挟天子以令诸侯、文武都有盖世之能的曹孟德相比，就是和守父兄之业、多谋善断的孙权，似乎也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刘备选择的策略完全是基于自身条件，套用一句流行语：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先不断地依附群雄，他曾依附过刘焉、卢植、刘表等人。在此期间不断网罗了关、张、赵、诸葛等武将谋士，最后时机一到，自领益州牧，玩了个空手道，骗取了天府之地。此时便可和曹、孙一决雌雄。
唐僧能驾驭群雄的东西最具有物化的特征。——其实现实生活中老大驾驭众兄弟和这个和尚管教一般杀人放火出身的徒儿手段差不多：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就是恩惠，唐僧把悟空从五指山下救出来。接着用悟空之力收编了八戒、沙僧，自此在徒儿面前，唐僧一直有种道德的优势，即师傅是你们的恩人。但降服这些魔鬼出身、本领高强的徒弟仅仅靠恩情显然不够，他还有观世音给的最厉害的一个东西——紧箍咒。俗世间的老大驾驭众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紧箍咒：或宗教教义、或利益、或胁迫。如忠王李秀成的老母留在天京为质，朱元璋大将出征后，必将家人留在大本营。一手硬一手软，这是老大们干大事从古到今必具的两手，作为暴力集团，最终决定老大权威和威慑力的，是道德优势加紧箍咒。
宋江、刘备、唐僧作老大除了以上原因外，另一个重要的本钱就是其政治资源。这些资源在皇权社会里包括道德、礼法甚至谶言等等。
先说宋江甫上梁山，他就申明了自己作为造反头子的“天然资源”。童谣：“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所应的就是我宋公明，上天叫我作造反头子，这便是天然合法性。再加上九天玄女授兵书，梁山石碣排定的座次这些把戏，更是强化老大的合法性。中国造反者都喜欢这套神秘的愚人把戏，从“陈胜王”，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到“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一直到洪秀全装天父次子的鬼把戏，都是如此。不过造反的天然理由和天命所归的理由并不完全相同，强盗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成为“万民之主”必须有一个合法性的转移。陈胜能首先造反，但天命却应在另外一个斩白蛇的造反者身上，刘福通等人起事，但成功者是一个小和尚。宋江具有造反头子的合法性，但他不愿意在造反这条路上走到黑，必须漂白自己，最终修成正果。那么只有两条路——打下东京当皇帝，梁山还不具备这个势力，只有受招安，当大官了。宋江一旦确定了招安的目标，那么必须舍弃“播乱在山东”这样的“天命”，进行革命方针的转移，那么此时的道德资源就是“忠义”——而且忠必须在义之前。从“播乱”到“忠义”的蜕变，便是“造反”到“招安”的理论准备。宋江非常明白理论准备之重要，在排定座次后，推行“忠义”之说，使他掌握了主导招安的理论和道德制高点，最后使招安水到渠成。
刘备最大的资源就是他的DNA和汉高祖刘邦发生关系。尽管经过几百年，那个不事产业的流氓刘邦的DNA，到了这个父亲早亡、流落为小商贩的刘玄德身上，已经稀释得所剩无几了。但在群雄并起、霸道横行的汉末，皇室之后还是一面很管用的旗帜。你看刘备和张飞、关羽刚见面，就亮出了自己的政治优势：“我本汉室宗亲，姓刘名备。”三人合伙做生意，组成一个黑社会性质的公司，虽然关羽、张飞武艺比刘备高得多，但比起杀猪的翼德，推车的云长，汉宗室旁支的旁支的旁支刘备，其无形资产依然使他最具备做董事长的资格，自然，桃园三结义只能由刘备做老大，——公司这一基本格局一直维持到白帝托孤，尽管在公司漫长的经营中，董事会成员越来越多。
刘备知道自己一穷二白，要感出点名堂，唯一的资本就是“汉中山王之后”这块招牌，所以在《三国演义》中我们看到无数次刘备像祥林嫂那样不厌其烦地表明自己的汉宗室身份。初出江湖，募兵去投幽州太守刘焉，“玄德说起宗派，刘焉大喜，遂认玄德为侄。”——最后这块招牌擦得越来越亮，直到和汉献帝论宗派，成了“皇叔”，那就更不得了，其正统的合法性更无人质疑。——其实连皇后都保不住的傀儡汉献帝，（曹瞒传：公（操）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跣足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有个带兵的宗室名义上支持自己，甭说皇叔，就是“皇爷爷”他都愿意相认。就因为他的刘氏血统，于西南一隅称帝，不是割据而是复兴汉室，人中之龙的诸葛亮不辅佐占据大半个中国的曹操，也不投奔有东南膏腴之地的孙权，而是在刘备无立锥之地时，因三顾茅庐出山，不能不说孔明先生也看好“刘氏宗室”的潜在价值。曹操封魏王，加九锡，但就是不敢称帝，当手下人劝进时，他说：“若天命归我，我当作周文王。”显然，统一黄河流域的曹孟德非常明智，自己称帝就把以前所做过一切，包括在百姓心中积累的民望几乎全部抵消，这是桩不合算的买卖，而他的儿子曹丕则无历史包袱，但还是搞出个“禅让”的把戏，让献帝自己承认：“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汉道陵迟，世失其序。降及朕躬”。曹氏两代人处心积虑要克服的合法性难题，对刘备而言，根本不是个问题，就是因为他的DNA，这世道就是如此不公平。
唐僧的道德资源便是奉旨取经。——虽然历史上的唐玄奘去天竺取经是非组织行为，在边关九死一生才得以偷渡出国。但到了小说家的笔下，不能不做一改变，否则凭什么唐僧有资格做老大？于是在《西游记》中，唐僧成了状元陈光蕊的遗孤——以显示血统高贵。唐太宗为回报从阴曹地府的还阳，选拔了大德高僧玄奘。得到皇帝的恩准取经，那么唐僧就具备借用一切力量的合法性，可以让观世音帮忙，可以驭使有七十二般变化的孙猴子，那么唐僧取经成功后，成为第一大功臣，修成正果，成为旃檀功德佛理所当然。
儿时看小说，奇怪没有英雄气的宋江、刘备、唐僧何以能当老大，等到年岁渐长，见识略广后，才知道这些“无能之能”才是最重要的。

水寿松

从水浒三个民营企业家的命运谈起
——闲看水浒之十一

宋朝市场繁荣、商业发达，国库充盈，是个军事羸弱和经济活跃不对称的跛脚鸭。看过《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路》的人对大宋首都之繁华大约有些简略认识，即使是小说家所言的《水浒》，重点写造反和招安，其中也不少笔墨写到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和市场经济的活跃。108人中，小商小贩不少，如张顺、朱贵、石秀等人都是经营好手。不要说东京、大名府等大城市，即使描写郓城、阳谷这样的小县城，依然可看到商品丰富、商贩云集。
商品经济发达必然会诞生一批民营企业家。《水浒中》有三位较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即渭州 “镇关西”郑屠、阳谷县西门庆和大名府的著名员外玉麒麟卢俊义。
这三个民营企业家都没有得到善终，郑屠有欺男霸女之嫌疑而被鲁达三拳打死；西门庆谋色害命被武松杀掉；卢俊义被诬通贼后不得已上了梁山，最后和宋江等人一起受招安，征辽、平田虎、王庆、方腊后终免不了兔死狗烹的下场，被权臣们用毒酒毒死。
三人善恶不一，其人品道德有云泥之别，普通人读到郑屠和西门大官人被打死时，觉得痛快；读到卢俊义被害时，免不了英雄暮路而伤心。但仔细比较三人的命运，便会有一个饶有趣味的疑问，为什么无论是为恶还是为善，这些商业界的成功人士都逃脱不了家破人亡的结局？
在皇权社会里，世俗权力高于一切，没有现代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分，民间对官府权力使用很难进行监督，官府的种种行为也很难公开公正。那么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商业的繁荣只是畸形的，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有自 -由、宽松、法治化的环境。私营者的成功与其说依赖个人的能力与机遇、法律对财产和经营活动的保护，还不如说更依赖于和官府的关系以及心狠受黑、大胆奸滑。“灭门的府尹，破家的县令”，公共权力的无限膨胀可以通吃一切，自然包括左右民营企业家的活动，经营活动往往并非按照成文的游戏规则运行，而是按照诸如“无商不奸、“官商结合”的潜规则运行。要么你就依靠官府横行霸道，免不了被武松这样的人自我执法干掉，要么不亲近官府而被剥夺财产最后走投无路。总之，秦晖先生所总结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为富不仁”和“为仁不富”的怪圈在《水浒》的世界中，就已经存在。
先说郑屠，这个出身卑微而能把企业做强做大成为渭州肉类加工销售工资公司老总的企业家，走到这一步委实不易。可毕竟是穷人乍富，没有西门庆那样对女人的体贴，更没有赵员外的大度，而是被人指控借势欺人，要吃“霸王鸡”。看金翠莲的哭诉：“此间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郑大官人，因见奴家，便使强媒硬保，要奴做妾。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要了奴家身体。未及三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将奴赶打出来，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
依翠莲之说，这郑屠实在太坏，先用白条占了人家的身子，大婆将二奶赶出来后，又要讨回三千贯钱。在那时身体是可以明码标价地出卖，因此郑屠买翠莲不算违法。双方之间起争执，也只能算民事纠纷。而翠莲单方的诉说是否是事实，也待调查。不排除这种可能，即翠莲为葬母借贷了郑屠三千贯（就如阎婆惜卖身于宋江一样），后翠莲脱离郑家，郑屠追债。这起纠纷里牵扯两个关键问题。一、郑屠是否真的是“虚钱实契？”二、翠莲脱离郑家是否真是郑家的过错？当时虽然没有专门的民事法庭，但行政、司法合一，道理上仍然可以向官府寻求救济，而且官府调查取证从技术上说并不困难。但是因为当时的司法黑暗的现状（水浒牵扯的十数件案子无一个案子是秉公而断），金氏妇女两个异乡人在当地状告著名的企业家、纳税大户，不但要花费一笔不小的司法成本。而且胜算的把握微乎其微，那么作为一个小老百姓，金老头选择忍气吞声，卖唱还钱是明智也是成本最小的办法。
问题是为什么鲁达一听翠莲的叙说，就根本不做调查就深信不疑？一是因为鲁达暴烈急躁的性格；二是因为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以及从上到下已然废弛的官方制度，让民意有种想当然的模式：强者和弱者争端，肯定是强者无理，官方也肯定偏向强者，鲁达不调查便从金家父女之说；三是郑屠这个暴发户挑战了旧的既得利益者鲁达的尊严。
鲁达恨郑屠，固然是因为他认定郑屠仗势欺压金氏，但更由于他认为郑屠自称“镇关西”，“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脏奴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在打郑屠之前，也历数了郑屠这种“僭越”的罪过：“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夫，狗一般的人，也叫镇关西！”——鲁达的这番话，隐含着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商业和商人的看法，可利用商人生财，可收商人的赋税，但坚决要堵住商人因经济实力高涨而要求政治权利的欲望，从而动摇以农立国，以儒治国的根本。宋代对商人尽管比明代好点，明洪武命令商人再富有都不能穿绸缎。——名号和衣着是社会地位最明显的符号象征。中国历代的官民关系就是再小的官也是代表官府管理统治百姓的，其尊严不可被挑战；再富的民也是被管理的。这种政治形态决定着做官的尤其是做小官的最难忍受的就是老百姓比他富，比他过得好。比如一个派出所长看到三年前刚从劳教所里出来的小混混，突然开着宝马，住着豪宅，他会怎么想？那么对于富了以后的百姓而言，由于缺乏安全感，必须依附官府。由于渭州和延安是防备西夏的前线，因此当地的军事首长比内地更重要，郑屠投托的是小种经略相公。
如果不是郑屠自称“镇关西”，鲁达即使想给金家父女出头，大约只会去质问郑屠，对于官家人鲁达，郑屠采取的态度也大约是息事宁人，最后可能会免掉三千贯钱，让翠莲回东京。可“镇关西”的称号冒犯了官威，鲁达根本不问青红皂白，想方设法激怒了郑屠，然后三拳送他见阎王。
可惜呀郑屠，要是生在今天，卖肉凭什么低人一等，不能称“镇关西”？堂堂最高学府国子监毕业、有功名的儒生不是也在离渭州不远的长安县卖肉吗？
西门庆比起郑屠，出身也好不了多少。“原来只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也是一个奸诈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来暴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钱过事，排陷官吏，因此，满县人都让他些个。”王婆向潘金莲隆重推出这位年轻英俊温柔的企业家是如此说的：“这个大官人，是这本县的一个财主，知县相公也和他来往，叫做西门大官人。万万贯家财，开着生药铺在县前。”显然这位医药公司的老总比前面那位肉类公司的老总和官府的关系更亲密。对官员郑屠只是攀附，西门庆是深交。（《金瓶梅》中的西门庆神通更广大，所以是纵欲而死非武二杀死）。“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钱过事，排陷官吏”说明西门大官人对地方政治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做当地的“地下组织部长”了。在没有制度化的保障下，企业家通过金钱左右地方行政，从而为自己撑起保护伞是买卖人的本能。正因为他和官府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他敢于和潘金莲用毒药杀死武大。——这武大也非平常人，他兄弟武二那是阳谷县的都头，今天的刑警队长，好歹在当地也算个人物。武松从何九那里拿到兄长被毒死的“物证”——骨殖，又有何九验尸前被西门庆贿赂、郓哥有关西门庆和潘金莲通奸的证言，无论如何西门庆有重大杀人嫌疑，可知县至少可以立案侦查此事，然而他为西门庆开脱：“武松，你也是本县都头，不省晓得法度？。。。。。。你不可造次，须要自己寻思，当行则行。”西门庆得知后，给官吏们塞了银两，县令和狱吏更是站到西门庆一边，而且以堂皇的理由来搪塞。最后武松一气自我执法，杀了潘金莲、西门庆为兄长报仇。
有意思的是西门、潘被杀后，县官又反过来为武松开脱。“念武松那厮，是个有义的汉子，把这人们的招状，从新做过，改做‘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争，妇人将灵床推倒。救护亡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此后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互相不服，扭打至狮子桥便，以至斗杀身死。’”前一阶段西门庆有重大嫌疑而不立案，此时武松明明是故意杀人而被开脱为过失杀人。国家法度在官员面前真得成了任意揉捏的泥团。此时，县官与西门庆的交情哪里去了？为什么要维护武松？县官此时念武松为他护送礼物上京的功劳，当初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有钱人和官家从来只有利益联盟，西门庆在世时给他银子，而且西门庆在当地有影响，他自然要维护西门庆，现在西门庆死了，树倒猢狲散，剩下孤儿寡母，再维护他有甚用！何况打虎英雄武松众人景仰，武大的遭遇众人同情，此时县官考虑的是所谓的“民意”，这民意对自己是有好处的。——在这官员眼里，没有国家法度，只有个人得失。
和郑屠、西门庆相比，卢俊义算是个好汉子。不但富甲一方，而且为人仁义，可他不得不落草为寇。宋江、吴用为了骗他上梁山，用了种种计策。等被擒获到了梁山后，首先慷慨激昂：“卢某昔日在家，实无死法，卢某今日到此，并无生望。要杀便杀，何得相戏！”当宋江邀他入伙时，遭到他严辞拒绝：“卢某一身无罪，薄有家私。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好一个大宋的忠臣义民。可就是这样的忠臣义民，被官府逼迫成大宋的敌人。官家李固和卢俊义妻子通奸，为霸占家产诬蔑他坐了梁山第二把交椅。身为北京城的军政首长为什么这样容易相信？首先是卢俊义家产万贯又没有犯罪，没有必要上梁山。其次即使真的落草怎么会傻乎乎再回北京自投罗网呢？梁中书完全可以调查，怎能凭一面之词定卢俊义的罪，而卢俊义无任何申辩机会和救济渠道。
除了官府的逆向淘汰昏庸之士身居高位外，可能还有这几个原因。
一是平时卢俊义眼高气傲，身为河北三绝的卢大员外，声名远播又待人仁义，根本不把地方官梁中书放在眼里，不去请安不去送礼，梁中书早就对他不满。
二是梁中书觊觎他家的巨额财产，除了李固等人为陷害卢俊义奉上的重礼外，一旦卢家财产转到李固名下，便成了梁中书的库房，可任意取用。
三是与一切专制政权的神经过敏，将一切人视为敌人的沉疴有关。专制的政体因为不自信，只相信奴才，稍微有风骨有能力的人都会被视为潜在的敌人。——卢俊义符合这个标准。
把多数人视为敌人的政权，多数人必然会成为它的敌人。
卢俊义比起为富不仁的郑屠、西门庆而言，真是个民营企业家的楷模，可照样不容于大宋朝。
其实，在那个时代，民营企业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当西门庆，要么当卢俊义。

水寿松

攻城平叛之功不如薄技在身
——闲看水浒之十二

小时候，我做中医的父亲希望我继承衣钵，长大后能悬葫济世，可惜少年时心事拿云，觉得当个医生没意思，自己长大后应该出去干一番大事业。父亲用最朴实的道理教导我：“有一门技术哪个朝代都不会吃亏，不要玩什么文字，那样容易惹火烧身。”
经过“反右”、“文革”的父亲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感觉到“文祸”之可怕。可惜少男们总觉得父亲保守、短识，而今回头一想，最朴素的话包含的总是最真实的人生感悟。
读《水浒》，更深地感觉到父亲那种价值观可能在中国人中很有代表性。虽然“手艺人”一向不被儒生看得起，但一门薄技，往往使人在世间不至于饿馁，甚至还可以飞黄腾达；而自以为有安邦定国之才，能攻城掠地，燕然勒石，却常常死无葬身之地。
高俅是看水浒的人很不屑的一个浪荡子、帮闲出身的高官。他踢得一脚好“蹴鞠”，用现在话来说，是国家著名的球星。那时候没有甲A联赛，足球运动员也不象现在这样日进斗金。蹴鞠就是纯粹的玩，上升不到国家荣誉、民族尊严这个高度。——真正强盛的国家不靠这些玩意儿赢得别人的尊重。
《水浒》中，玩家在综合素质方面能和高俅比拚的，恐怕只有浪子燕青。这高俅，“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玩耍，亦胡乱学诗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会唱歌会写点诗赋，就已经具备做一个高级领导的全面素养了，要仁义礼智干什么？这仁义的毛病对做领导人来说百害无一益。因此，从《水浒》的开篇，就能看出高俅的发达，绝不是偶然的，他有做大官的潜质。
你看，这高俅被父亲赶出了东京，只能去淮西州帮柳世权的赌场看场子，因为皇帝大赦天下，才得以回到东京。他这身份，就好比现今犯了罪被注销城市户口，发配到西北劳改的犯人一样，刑满释放求爷爷告奶奶才能再回大城市落户，还得时刻去居委会汇报一下近期表现。可高俅没有丧失开始新生活的信心，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很快回归了社会。从董生药家到小苏学士家，再到驸马王晋卿家，善于踢球的高俅自己像皮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而他在敷衍与推托中不恼不忧，最终，“高俅遭际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样。”只有这样能抗击生活的打压，能尝尽奚落、侮辱，能在逆境中寻找快乐的人，才能抓住机会，一飞冲天。
因为送笔架碰见正在踢球的端王，机会像皮球滚到了高俅的机会，高俅踢出了决定他一生荣华富贵的一脚，这脚球比罗纳尔多2002年世界杯决赛上踢进德国队球网的球还要意义重大。——“偶然一出脚，便为人上人。”前两年《水浒》电视连续剧中的《主题歌》唱道：“该出手呀就出手”，高俅才是真正的“该出脚呀就出脚。”从此，他做了端王的亲随，端王当了皇帝提拔他做殿帅府太尉，这太正常了。官职就是皇帝私人的财富，想送给谁还不是他一句话？这种赠予的民事行为有什么值得质疑的？好在宋徽宗还讲点规矩，没让他做文官，因为那时候的文官大多要经过科举，可后来什么文盲劳模、纺织工人都能被提拔到副丞相的高位，唱歌的也能肩扛将星。高俅好歹还能刺枪使棒，美国的国防部长没有摸过抢不照样带兵么？一居高位，便有恩报恩，有怨报怨没什么奇怪的，难道让高俅同志以德报怨？他又不是个君子，他若是君子就当不了大官了。高俅跟对了人，是他的运气，就像赌场上押对了宝。饱读诗书的人难道就不想抱一棵大树么？你看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写道：“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马屁拍得还不肉麻么？后来李白又想抱永王麟这个大粗腿，最后被流放。可惜李白做诗可以，押宝差点功夫。
皇帝也是人，他也要有自己的爱好，就像明代有皇帝喜欢自己封自己做将军，满足一下带兵打仗的喜好；有皇帝喜欢做木匠，在手艺活中获得满足。这宋徽宗就觉得国防、外交哪些琐事太烦人，这些活是皇帝不得已而为之的职务行为，而作为一个正常人，人家老赵就喜欢踢踢球，写写字，吟吟诗，捧一捧戏子。因此，对宋徽宗来说，高俅和李师师远比宿太尉那些人重要。
朝廷如此，梁山何尝不是这样？宋江老大的弟弟宋清没什么武艺，不能像林冲、秦明那样冲锋陷阵，也没有燕青、戴宗、时迁那样的特长，连杀猪宰羊的曹正、计算钱粮的蒋敬那点本事也没有。但宋江让他专门安排筵席，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你想想，一百零八将来自不同的地区，口味各异。有像李逵那样喜欢大块吃牛羊肉的粗野汉子；也有宋三郎这样吃鱼都不能隔夜口味很刁的主。从这点看一说明宋清并非一无所长，二说明宋江重用了自己的弟弟。
《水浒》中最后下场较好的都是有一技之长的人：“安道全钦取回京，就于太医院做了金紫医官。皇甫端原受御马监大使。金大坚已在内府御宝监为官。萧让在蔡太师府中受职，作门馆先生，乐和在驸马都尉府中尽老清闲，终身快乐，不在话下。”这五位幸福的梁山人，一个人医，一个兽医，一个写字的，一个刻印的，一个唱歌的。对朝廷而言，他们才是真正的人才。
这安道全在梁山上的作用无人能比。宋江背上长疮，差点尾随他的晁盖哥哥而去，从建康府骗来了安道全，便药到病除，方可精神抖擞去打大名府。如果安道全早点上梁山，没准史文恭的毒箭毒不死晁盖。安道全不仅是个好医师，还是个好的美容师。宋江要去东京找招安的路子，又怕脸上的金印被人认出来，安道全解决了这个难题，先用毒药点去，再用好药调治，起了红疤，再用美玉灭斑。梁山自宋江以下，卢俊义、林冲、武松、杨志等等，许多人脸上有金印，这安道全能不吃香么？要是搁在现在，老安开个整容公司，绝对名利双收。
宋江征方腊前，先把安道全留在太医院，然后再降旨留下了金大坚、皇甫端。蔡太师要了萧让，王都尉要了乐和。皇帝和高官们早就预谋让两伙反贼自相残杀，而不愿意让五位人才去白白送死。没有了安道全的梁山队伍，好些头领受伤不治而亡，或者像林冲那样病死。宋江、卢俊义、武松这些人是老虎，放在都城旁边皇帝睡不着觉，而这五人不但毫无威胁，而且大有益处。安道全妙手回春，皇帝到处胡搞，染上点什么病有安道全在就放心了。所以安道全被宠信可想而知，即使他犯点什么事也不会把他怎样，谁叫他是皇帝的保健大夫呢？那时候马匹是第一交通工具，皇甫端这样善于相马、医马的人少不了。爱好书画篆刻的宋徽宗也希望有金大坚这样的高手在旁边。萧让模仿蔡京的书法都能骗过老蔡的儿子，蔡太师能没有知音之感么？著名的男歌星乐和在哪里都会吃香，最后和高俅一样，被驸马爷收纳可谓得其所在。
所谓的安邦之才都是扯淡，还是老老实实学点手艺最好。

水寿松

扈三娘 卿本佳人 奈何从贼
——闲看水浒之十三
水浒中的女人，除了林冲的妻子外，似乎想不出还有谁拥有过真正的爱情。潘金莲、潘巧云和情夫那份感情，被认为是不洁的，她们是荡妇，按那时人们的道德标准，认为她们应该进万劫不复的地狱；李师师对宋徽宗而言，仅仅是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万岁爷所钟爱的一道民间小吃。
扈三娘是我最同情的一个女人，她高挑美丽，她武艺高强，她出身富裕之家，可是嫁给了矮脚虎这样好色丑陋、品行不堪。而这一切的源头不是造化弄人，而是宋江的乱点鸳鸯谱。——宋江把扈三娘当成一只羊羔，送给了王矮虎这支色狼。而梁山和扈三娘是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李逵将她家上上下下杀个干净，就剩下她哥哥扈成逃走。
当年楚国灭亡了息国后，美丽的息夫人被俘虏后，纳入楚王后宫，三年后连儿子都生下来了，可息夫人为了表示对故国的怀念，表示自己的迫不得已，从不开口说话，从不欢笑。后人感慨：“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连文弱的息夫人尚且这样无声地抗议，而能上马杀敌的女将军扈三娘为何这样甘于被杀父仇人驱使呢？
归降梁山后，扈三娘每每出征，在马后张开一面旗帜，上书：“美人扈三娘”,在不知道美为何物的梁山男人世界里，她的美丽是那样的寂寞苍白，仅仅是一种类似滑稽的点缀。卿本佳人，奈何从贼？扈三娘是否被梁山人强迫服下了一种神密药品？她的精神是否已被公孙胜这样的人用法术控制？或者她势单力薄，迫不得已苟全性命于淫威之下？那么她的内心一定非常痛苦，她的苦，唯好肉欲而不解真情的丈夫能理解吗？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会不会向隅而泣？
上梁山的人中，有打家劫舍来避祸的罪犯、小偷，有被逼上无奈的体制内人，有被宋江设局诱骗来的官员，他们尽管对梁山的感情程度不一，但至少是最后自己做出了选择，而扈三娘是唯一被劫持和胁迫上山的。
李家庄的管家杜兴向石秀、杨雄介绍说：“惟有一个女儿最英雄，名唤‘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双刀，马上如法了得。”三娘已与祝家的老三祝彪有婚姻之约，两人是通加之好，又是门当户对，男女般配。而王矮虎呢？押车的伙计出身，见财起意杀死了雇主，落草当了强盗。这样一点江湖规矩都不讲的人，能是什么好货色？在清风山拿住宋江后，不问三七二十一，首先想到的是“取下这牛子心肝来，造三分醒酒酸辣汤来。”其残忍不亚于李逵。劫持到刘知寨的老婆，他马上将其抬到自己的房里去，连宋江都认为，“原来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当宋江被刘知寨陷害，打进囚车，半路被花荣、燕顺等人救出，王英仍然念念不忘知寨的老婆， “我明日自下山去，拿那妇人，今番还我受用。”拿住妇人后，燕顺为了不留祸患，一刀将其杀了，王英拿起到要和自己的兄弟燕顺拼命。其好色而无品位，至少小霸王周通抢人家的姑娘做押寨妇人，还像模像样地送聘礼，拜老丈人。第一次和扈三娘对阵时，十个回合就被三娘擒住，让这样无才无德无貌无品的人获取三娘的芳心，实在是太不可能了。
而擒住扈三娘的，却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林冲，——胜女英雄的惟有真英雄。梁山中的诸好汉，真正和扈三娘匹配的恐怕只有林冲，林冲此时，妻子已在东京上吊自尽，扈三娘不比做妾，可以光明正大地成为林夫人。
可是宋江不会这样像，他把女俘虏看成当然的女奴，能任意处置。宋江为什么要把一朵鲜花硬硬地插在牛屎堆上呢？表面上看是他的践约。在王英和燕顺因女人几乎刀枪相见时，他劝解时答应给矮脚虎娶一门媳妇。可天下女人多得是，像王英这样的打工仔出身的人，有肉欲少真情，找一个如史进的相好李睡兰那样的风尘女子完全可以打发他。为什么非得让这样优秀的三娘嫁给矮脚虎呢？有几种可能。
一是宋江有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必须毁灭掉的心理。宋江将扈三娘交给宋太公看管时，众头领以为宋江要这个女子。这没什么奇怪的，因为好东西先让老大享用是强盗的规矩。宋江并非不好女色，否则他不会包养阎婆惜，也不会在见李师师时酒后失态。大男孩李逵没遮拦说出了他的本性。只是自己没有让女性喜欢的本钱，女人是感性的动物，有时你的权谋你的江湖地位还不如几句好话更能获得其好感。连阎婆惜都不喜欢他，何况扈三娘？他对三娘求爱遭拒绝后，又怕霸王硬上弓有损自己的名声，毕竟他不同于在女人面前什么也不管的矮脚虎。于是就像一起之下将潘金莲配给武大郎的那位员外一样，将执意不从的三娘送给在梁山中最下作的矮脚虎受用。
第二个原因是梁山的光棍太多，大伙都在盯着这个美女。给谁都可能伤了和气，宋江不愿意因此引起骨干们互相的猜疑。给一个大伙公认的超级色鬼，其他人反而心里平衡的。
第三个原因是为巩固自己的地位需要。林冲无异心但品性无疑都是一流，让扈三娘嫁给他，岂不是双剑合璧，天下无敌么？宋江不愿意自己手下的人有更多的真友谊、更多的真爱卿，那样他的老大地位有可能被削弱。他只能把美女当成奖品送给亲信。他的几个亲信中，李逵只爱杀人，这方面没开窍，花荣有娘子，戴宗是个近似出家的人，而王矮虎是自己收罗的嫡系，当年劫囚车救他时立下大功，又好色如命，投其所好才是好礼物，能让他更加死心塌地地效劳。梁山和扈三娘毕竟有杀父之仇，送给非宋江嫡系的人，害怕枕头边策反，将三娘送给亲信有暗中监视的意味。
《水浒》中写道认扈三娘为义妹，当着众头领将她许配给王矮虎时，“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儿只得拜谢了。”王英自然拜谢宋大哥，而扈三娘当时的心可能在流血，不得已从贼，也不能从矮脚虎这样的贼呀，谁也没法给我一个三娘爱王英的理由呀。推却不得倒是实，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她能怎样？
众人看到鲜花往牛粪上插的时候，“都称颂宋公明真乃有德有义之士。”宋公明的“德义”，就是不把女人当人。上了梁山的扈三娘，便成为一位木偶美人，没有自己的感情，没有自己的意志，白天让宋江驱使上阵打仗，晚上回来面对矮锉子丈夫。哀莫大于心死，三娘也许在得知家破人亡后，已经心死了。
《水浒》中的女人，美丽的、多情的、淫荡的、爱财的、英武的、贞节的，几乎都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也没有好下场。在这样的世界里，扈三娘不从贼，她能从谁呢？

水寿松

皇帝偷情是风流 草民偷情是罪过
——闲看《水浒》之十四

中国文人在曹雪芹之前，描写真正爱情的少之又少，而写男女不道德的偷情却比比皆是。《诗经》中的《静女》、《蒹葭》写一转三折的思念之情的名章，出自民间的无名氏之口；焦仲卿这样尾随爱妻刘兰芝而去、敢于殉情的男人也是民歌中出现。——大多数文人恐怕还瞧不起他的没出息。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与织女、白蛇与许仙的爱情故事都是民间传说。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歌颂的“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的爱情背后，实则有着公公夺儿媳的不伦；元稹的《莺莺传》写的是始乱终弃；而《三言二拍》里面多的是李甲这样辜负杜十娘的小男人。
在爱情面前，女人更勇敢更坚韧更有一种为爱痴狂的无畏，一对恋人碰到爱情难题的时候，最先逃避退却的往往是男人。或许中国男人在爱情面前这种胆怯、柔弱决定了没有勇气去文艺作品中寻求最美最真的爱情，反而对描写被抛弃的怨女，不得善终的荡妇，搬弄是非的媒婆大有兴趣，写起偷情来，笔墨纵横、汪洋恣肆、才气透纸。
《水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李碧华曾说过施耐庵大概感情上受过女性的打击，因此才笔下的女人几乎要么是孙二娘那样的野蛮女，要么是潘金莲那样的荡妇。——一百零八将里面唯一有姿色、出身好、武艺高强的扈三娘却让宋江配给好色、丑陋的矮脚虎王英。似乎一朵鲜花不插在牛粪上，施耐庵就不自在。这并不独独是施耐庵的毛病，这种爱情人格的不健全，中国传统文人都有。文人们一方面纳妾无数，像李渔那样对女人的姿色、媚态、服饰化妆甚至房中术研究得十分专业。另一方面羞于说自己的真爱，即使真的爱妻子、爱情人，也得等到人家死了才放开心扉写悼亡诗文。这种不健康的爱情观使男人们将女人看成玩物、看成私有物、看成工具。为爱情不要江山不要官位的是没出息的傻蛋，而视“女人如衣裳，兄弟如手足”的男人则受到敬仰。在几千年的专制社会里，男人敢爱简直是原罪，而于风月场所玩弄女性则是洒脱与自在。
施耐庵的笔下，唯一的好女性是林冲的妻子张氏，非施氏厚爱张氏，而是施耐庵觉得林冲太完美了，非贞女不能配他。当陆虞侯将张氏骗到自家，引高衙内进来污辱时，林冲赶到，对妻子的第一句话竟是：“不曾被这厮玷污了？”娘子道：“不曾”。爱妻至深的林武师依然冲不破“失节事大”的礼法桎梏，大才子施耐庵也许认为只有不失贞，张氏才有被林武师爱的资格。
古代文人中，我独爱雪芹，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具有现代人道主义的关怀，能以平等的眼光去看待女人，去歌咏她们的爱与忧愁。大概是因为他是汉军旗的人，和纳兰一样，未被汉族那些陈腐的东西过多污染，保留着一份真纯。
施耐庵写爱情笔拙或者是不屑，而写起偷情来，那样津津有味，疏密得当。
《水浒》中写偷情的有：西门庆和潘金莲；潘巧云和裴如海的偷情；白秀英和郓城知县的偷情；卢俊义老婆与管家李固的偷情；阎婆惜和张文远的偷情；李巧奴和张旺的偷情；四柳村太公的女儿与邻村王小二的偷情；王庆和童贯侄女娇秀的偷情；当然，还有大宋第一人和大宋第一“二奶”李师师的偷情。
这么多的偷情，施耐庵写出来，让人读了却没有重复、拖沓之感，每一次偷情写出来别有面目，施氏才气真如汩汩泉水。只是在他的眼里，偷情都是罪不可赦的大恶。
潘金莲和西门庆的通奸发展过程，不仅是一部《水浒》中写偷情最精彩的，即使放在中国所有写偷情的文学作品中比，都可以排在前几位。西门庆向潘金莲套磁那番功夫，金圣叹评价为：“妙于叠，妙于换，妙于热，妙于冷，妙于宽，妙于紧，妙于琐碎，妙于影借，妙于忽迎，妙于忽闪，妙于有波桀，妙于无意思，真是一篇锦凑文字。”“真所谓其才如海，笔墨之气，潮气潮落者也。”
西门庆与潘金莲、王婆用计鸩杀了武大郎，显然是刑事犯罪，当依律处置。可在谋害大郎之前，两人的奸情，却属于道德调整范畴，而非罪行。潘金莲对武大郎的忠贞义务，是外部的礼法强加的，而非潘氏自愿。潘金莲在做使女的时候，因为反抗主人的纠缠而被记恨，白送给“身材短矮，人物猥琐，不会风流”的武大郎，——可见潘金莲原来并非是人尽可夫，见钱眼开的人。武大郎既不能满足潘金莲的感情需要，亦不能满足其性欲需要。“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让癞蛤蟆吃上天鹅肉，施耐庵就感觉很爽，心态何至如此？
西方文学中，作者对爱情得不到满足的红杏出墙行为，往往抱以一种同情的理解，即使有“错”，但无“罪”，如查太莱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西方的文明里，更重视人性。而在潘金莲挑逗武松时，从武松的眼里以及耐庵的笔下，已经是“大大的罪孽”。潘金莲想：“大虫也吃他打倒了，他必然好气力。”男人健壮在女人眼中自然是优点，这是最质朴的审美观。当潘金莲的挑逗变得赤裸裸时，武松的反应过于剧烈，简直将潘金莲的皮剥了，让人家的自尊荡然无存。“嫂嫂，休要恁地不识羞耻！”“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男子汉，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休要这般不识廉耻。倘有些风吹草动，武二眼里认得嫂嫂，拳头却不认得嫂嫂！”武二不为美色所惑，不怀人伦固然是条真汉子。可潘金莲喜欢他，也不是什么罪过呀。嫂嫂喜欢英俊潇洒的小叔子，难道就十恶不赦了，让武松如此辱骂他，其实武松大可不必出粗口，你悄悄地走了，不再理她，彼此不伤面子不就得了？爱之深便会恨之切。潘金莲幽怨地说了句“好不识人敬重！”女人的那颗脆弱的心，谁人能理解？
即使受到了武二如此的辱骂，当武二即将押送礼物上京时，前来向哥嫂告别，潘金莲对武二爱情的幻想还未破灭：“莫不是这厮思量我了？却又回来？那厮一定强不过，我且慢慢地相问他。”可武松当着武大，如此警告了潘金莲。——这就有多管闲事的嫌疑了，你拒绝诱惑是你自己的权利，可嫂子是否守妇道，小叔子凭什么替哥哥来教训嫂子？你哥哥也是个有着完全民事能力的成年人，夫妻之间的种种事情，第三者没有置喙的资格。
被爱伤透了心的潘金莲在武松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后，西门庆出来了，一个既能给她生理慰籍，又能给其心理慰籍的大官人出来的。而且西门庆并不是像张员外那样，利用权势强迫潘金莲。他是个泡妹妹的天生高手，潘安的貌，驴儿大的行货，似邓通有钱，绵里针忍耐的性格，闲工夫这五样他都具备，而且“捱光”计十个阶段，钱使到九分九，都有前功尽弃的可能，但西门庆不害怕这种“投资风险”。——碰上如此的人物，便说是潘金莲，我看是林黛玉也抵挡不住爱情的攻势。你看西门庆泡潘氏的那份温柔体贴、那份善解人意。当潘金莲埋怨自己嫁错了丈夫：“他是无用之人，官人休要笑话。”可西门庆是这样回答的：“娘子差矣。古人道：‘柔软是立身之本，刚强是惹祸之胎。’似娘子的大郎所为良善时，‘万丈水无涓滴漏’。”他决不是跟着贬大郎而是夸奖大郎，如此理解和尊重女人，武二等哪能及其万一？当西门庆说到自己的亡妻时，充满了敬佩感激之情：“小人先妻，是微末出身，却倒百灵百俐，是件都替得小人，如今不幸他殁了已得三年，家里的事，都七颠八倒。为何小人只是走出来？在家里时，便要怄气！”然后再提到自己已养的几个“二奶”张惜惜和李娇娇，没有一个及得上潘金莲。如此既说明自己不是滥情之人，博得了潘金莲的尊重，又满足了小妇人的虚荣心。那么，两人感情发展到恩情似漆，心意如胶的程度自是水到渠成。
当武大从郓哥那里得知妻子和西门庆的奸情以后，这位老实巴交的善良男人内心一定是非常的痛苦，他意外地得到了这样一个美女，自己起早贪黑地做小买卖，供养妻子。但是感情是勉强不来的，男女是否般配不仅仅是外貌，更重要的是内心感觉，潘金莲不爱自己，企图靠自己对潘的小心爱护，感化潘金莲是难以生效的。
这时套用现在的话，武大、潘金莲的婚姻出现了极大的危机。如何解决这一危机，现在的夫妇先可以协议离婚，协议不成就上法院，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判定财产的归属。然而那时候是大宋，女人没有主张自己婚姻的权利，要想解除婚姻，只有被动地等待丈夫写休书。而这时武大的合理选择是什么呢？显然他想维护自己的婚姻，那么是私下权潘金莲回头，或者是等弟弟武二回来后商量，都不失为理性的选择。如果找武松商量，武松也许会利用自己都头的地位和西门庆交涉，但以武松的性格，也许会劝哥哥休掉这个败坏家风的嫂子。那样就不会出现命案了，武松、西门庆、潘金莲、武大等人的命运将完全是两个样子。可是武大采用了那时候大多数男人的办法——捉奸，这是一时激愤极容易采取的传统方法，可惜这个懦弱、善良的男人碰到了清河县有钱有势的西门大官人。他被西门踢伤了，武大如果有他弟弟十分之一的机敏，也会忍气吞声等待弟弟回来再做打算，然而他的善良他对潘金莲的爱，遭来了杀身之祸。他一半是威胁一半是善意地提醒：“我的兄弟武二，你须知他性格，倘若早晚归来，他肯干休？若你肯可怜我，早早服侍我好了，他归来是，我都不提。”家有利器不可轻易示人，这不是提醒潘金莲等人吗？最后在王婆的策划下，潘、西门毒死了武大。
潘金莲杀夫当让然是不折不扣的犯罪，我无意为潘辩护。我只想说的是武二杀嫂是一场悲剧。武大爱潘金莲却得不到回报，潘金莲爱武二亦得不到回报，西门、潘金莲两情相悦也很难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最后演出了杀夫、杀嫂。——西门、潘金莲、王婆是罪犯，武松走正常的诉讼程度不能为兄长伸冤，最后也从都头变成罪犯。当武二扯开曾向自己眉目传情的嫂子雪白胸脯时，用尖刀一剜，当时他除了悲愤，还想到什么？
这场悲剧却没有撕裂读者内心的力量，是因为谋杀与复仇、贞节与淫荡这种简单的道德划分减弱了悲剧的力量。人们看到的是淫妇奸夫和复仇好汉的对立两极，而未有对促使美女变凶手的深层次思考。——在施耐庵眼里，稍有出墙心思的女人就是该死的，就是不可饶恕的，中国毕竟产生不了托尔死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具有具有终极关怀的作家。
不知道为什么，《水浒》中的汉子们一个个是性冷淡。你宋三郎既然不好女色，接济了阎婆惜母女俩不就得了，为什么要包养她？既然包养了人家，却又冷落人家这不是不负责任么？难怪人家看上了风流温柔的张文远。那拼命三郎石秀更没道理多管闲事，你的义兄杨雄疏远了嫂子潘巧云，巧云碰到了青梅竹马的裴如海，和尚与已婚之妇偷情，作者便以“淫妇”、“贼秃”命名之，你石秀作为杨雄的结拜兄弟，将自己的观察分析结果告诉他，已属不应该，自古“疏不间亲”，人家毕竟是夫妻，顶多善意地暗示、提醒就罢了。当杨雄醉骂巧云走漏了风声，巧云为了自保诬陷石秀调戏她，杨雄信以为真。那么作为第三人，清者自清，你就悄悄地离开得了，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可他竟然自己去悄悄地杀死裴如海——这不是故意杀人是什么？杀了裴如海也罢了，哪个人能保证一生在感情上不擦枪走火，可石秀怂恿了杨雄诱骗巧云和丫鬟上山，最后合伙杀了两人，巧云罪不至死吧。——我真的怀疑石秀和杨雄是同性恋，杨雄娶巧云是为了掩人耳目，不然杨雄在当地不大不小是个人物，何必娶个寡妇呢？石秀因为吃醋，借机杀了巧云。——可也不对呀，如果这样巧云诬陷石秀调戏她应当不能影响杨雄，难道两人都是双性恋？
童贯的侄女娇秀喜欢上王庆更能理解。娇秀作为政治联姻的牺牲品，被童家许配给蔡京的孙子，一个憨呆的傻瓜。这对一个美眉来说太残忍了，爱上“俊俏风流无限”的王庆不是很自然么？可施耐庵依然认为这种偷情是大大的罪过。当娇秀和王庆好上后，施公写道：“王庆那厮，喜出望外，终日饮酒”。——用笔如此，似乎愤愤不平。当蔡京等人找个理由将王庆刺配后，迎娶了娇秀。“一来遮掩了童贯之羞，二来灭了众人议论。蔡攸之子，左右是呆的，也不知娇秀是处子不是处子。”是否是处女，在施公看来悠悠万事，惟此最大，他好像很为蔡京那个傻孙子抱不平。
照《水浒》那时代人的理论，妇道比什么都重要，不守妇道就被杀死也活该。潘金莲被人像配牲口一样配给武大，就应该从一而终；杨雄不爱自己的妻子，但受不了他红杏出墙，因为妻子是他的私人物品，他不使用也不允许别人染指，他痛恨妻子偷情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自己的尊颜被挑战。娇秀也是这样，对童、蔡两家来说，利益同盟最重要，大家族的面子最重要，而女孩的幸福则算不了什么。
宋徽宗放着三宫六院这些满汉全席不吃，跑到勾栏瓦肆泡民间的妓女李师师，尝尝这道地方小吃。这也是偷情，可在施耐庵的笔下，便不是罪过而是风流佳话了。李师师傍上皇帝后，挂出了“歌舞神仙女，风流花月魁”的广告牌，看来被皇帝泡是可以大肆渲染的光彩事情。天下人都议论这件事，皇帝不以为许，还常常从专用的地道钻出来，临幸一下李师师。而且不避近臣，让杨太尉亲自在外面站岗。
同样偷情为什么草民干和皇帝干这样大的区别？因为在皇权社会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万物都是皇帝的私人财产，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奴才，他睡任何一个女人不是偷情而是主人的恩宠，天下女子的房间无非是三宫六院的扩大而已。——雄性对雌性的控制权力，在动物世界和专制社会里是衡量男人权威的一个重大指数，皇帝的权威最大，因此他的性资源理应最丰富，性自由更大。而一般的官员和财主，对自己家的丫鬟的性侵犯也没人敢说出了不字，潘金莲不服这个规矩所以她的下场很惨，贾琏玩府里奴才的老婆，凤姐泼醋可老祖宗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么一般的老百姓，对自己的妻妾有自由的性权利，泡别的女人则是觊觎，是偷情，是罪过，别的雄性动物不能原谅他。他们的性权利虽然不能和皇帝、大官比，但关起门来，这种控制权本质上是一样的。这也是杨雄可以不去滋润潘巧云但不允许自己对巧云的专属性权利受到别人侵犯。而女人呢？只能处于被处置的被动地位，让人养着，让人挑选，让人玩弄，如果自己主张自己的性权利就是十恶不赦的罪过。
套用一首民谣形容性权利的不平等：
“皇帝胡搞是游龙戏凤，
  巡抚胡搞是深入群众，
  知府胡搞是娱乐活动，
  知县胡搞是体育运动，
  小吏胡搞是胡乱打洞，
  草民胡搞是流氓活动。”

水寿松

梁山的“山头”
——闲看水浒之十五

梁山泊排定座次后，宋江名正言顺地当上了梁山的老大，他便立即为自己和梁山人找出路，打出了“招安”的大旗。让乐和唱《满江红》，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时，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
李逵也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
鲁智深说道：“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
三位刚烈的汉子同样反对招安，可是宋江对他们三的言语完全不一样。对李逵是“大喝道”：“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理！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而对武松与鲁达却是这样说的：“兄弟，你也是个晓事的人，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如何便来冷了众人的心？”“众兄弟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清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
从对李逵的呵斥和对武松、鲁达等人的安抚解释就可看出水浒的“山头”，对同样火一样性子的李、武、鲁，宋江的表现亲疏有别。李逵是家奴，是宋江在江州脱险带出来的亲信，反对自己招安大计，宋自然很伤心，而且对家奴大声呵斥不以为过。当然宋江知道别的弟兄会替李逵求情，他也会就坡下驴，你以为他真的会杀自己最管用、最忠诚的打手么？无非敲山镇虎，给别的人看看。而对武松、鲁达这两个二龙山来的头领，他只能安抚，因为二龙山人马和梁山人马近似一种联盟关系。一家小公司和大公司合资而已，大公司不可能完全控制小公司的高层人士。
梁山人马的基本构架是“一大”加“四小”。“一大”是原来的梁山人马，四小指的是青州的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和华阴的少华山，这好比是中央根据地和其他地方根据地的关系。后来为了营救孔明，“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众山归水泊是实，然而“同心”却未必。众山会师同归梁山，是为了生存，免得被政府军各个击破。他们和梁山有共同的利益——即活下去，但同样有一些分歧。作为中央根据地的老大，宋江有更长远的政治追求，显然不是李忠、周通那样仅仅为了过着有银子有美女的日子。而且招安之后，宋江、吴用等作为主要人员也许能进入皇帝的视野，而他们作为一般的跟随者，命运如何更未可知。尤其是武松、鲁达这些和原来体制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的一帮人。
归附梁山的四山中，二龙山的实力最大，他们的头领是鲁智深、杨志、武松、曹正、施恩、张青、孙二娘。鲁、杨、武三人名望很高，更兼武艺出众，是真正的重量级选手，不亚于原来梁山的任何一员战将。因此在梁山排座次后，这股势力在四个地方根据地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鲁、武、杨都进了三十六天罡，军衔较高。且在职务分工中，分充了先锋使和步军头领。其次就是少华山，头领中的史进、朱武、陈达、杨春中，史进进了三十六天罡，朱武成为七十二地煞之首。桃花山势力最弱，李忠、周通不但武艺平平，而且一人吝啬，一人好色，被江湖人瞧不起，只能排名靠后，在梁山上基本失去了话语权。白虎山从一开始就可算成梁山的支系，头领孔明、孔亮是宋江的徒弟。宋江除了权谋过人外，在拳脚、棍棒方面的造诣实在有限，他指导出来的徒弟能高明到哪里去？这股人马的势力可以忽略不计。
鲁智、武松深、杨志对梁山一直保持某种自觉的疏远。杨志因为晁盖、吴用等人劫了生辰纲而受到连累，不得不逃亡，因此他对梁山诸人，如朱仝对李逵一样，有某种难以释怀的心结。而且相对梁山前期以地方恶霸、流浪汉等底层人物为骨干相比，鲁、武、杨三人具有相似的经历、共同的语言，鲁为提辖，杨为制使，武为打虎英雄兼都头，其名望不在一个小县押司宋江之下。他们不象阮氏兄弟、刘唐一样，能主动爽快地做强盗，而是不得已上山逃避。归顺梁山，是因为慕容知府和呼延灼即将大举征剿三山，凭他们的力量难以抵挡官军。如果他们早想去梁山，何必推迟到此时？柴进庄上，宋江对武松极力拉拢，鲁智深相交最厚的兄弟林冲早就上了梁山。
当杨志提出请宋公明前来帮忙时，鲁智深的一席话饶有意味：“正是如此，我只见今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明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可惜洒家不曾相会。众人说他的名字，聒得洒家耳朵也聋了，想必其人是个真男子，以致天下闻名。”在盛赞之下，包含的是一种怀疑。世人皆曰善未必是真善，鲁智深故说“想必”是个真男子。到了梁山后，鲁达、武松确也一直坚持二龙山独立的行事风格，尽量避免和宋江的人马过多的混在一起。
而在梁山原来的人马中，也是派系林立。林冲这位既有武艺，又有智慧而且善于决断的独立人士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在感情上他更亲近晁盖的人马。柴进从情感上亲近宋江，但他的出身觉得不可能像李、戴那样成为宋江的奴才。和晁盖一同起事的人中间，吴用这位学究审时度势，和宋江结成了利益联盟，阮氏三兄弟、刘唐是晁盖旧部，晁死后不得已归于宋江，但未必对宋江忠心耿耿。最后归附的一股势力卢俊义、燕青、蔡福、蔡庆和宋江基本上处于平行的结盟关系，不存在彼此的控制。即使是江州劫法场后、白龙庙小聚义的那些人马，也非全部是宋江的人马。在揭阳岭碰到的李俊、李立、童威、童猛四个地方恶霸也是依宋江之名望壮大自己，对宋江的招安选择，一直心存怀疑。宋江真正可以依仗的，除李逵、戴宗外，重量级的选手就是花荣、张顺、张横、雷横、朱仝。他在刺配途中收容的燕顺、郑天寿、王英、吕方、郭盛、薛永等人，才具平平，不但没法和二龙山的人马比，连与少华山的相比，都逊一筹。
当众山人马上了梁山后，表面上兵强马壮，但彼此的关系更加复杂，山头更多。从宋江三打祝家庄后，他一直留心罗致朝廷的武官。在“文革”全民评水浒时，这番行为被斥为“做投降的准备”。——撇开“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因素，这种评价是很到位的。如果不改变梁山的队伍构成，不但“招安大计”无人附和，就是那些不同出身，分属不同山头的各位好汉，都难以摆平。排完座次后，梁山表面上处于最兴盛的时期，这也是宋江和朝廷讨价还价最好的时机，如果再拖下去，各个山头的人矛盾显现出来，宋江仅仅凭自己的权谋、凭戴宗、李逵、花荣等人，是难以控制住局势的，那是宋江能否说了算，都很难预测。因为不但二龙山的鲁达和少华山的史进以及桃花山，更是亲近，原梁山的林冲有可能偏向二龙山，除了他和鲁达是真正的兄弟外，他的徒弟曹正也是从二龙山起家的。
招安后宋江等人奉诏征辽、征田虎、王庆、方腊，不仅仅是朝廷利用外寇和反贼削弱梁山的力量，也可算成宋江在征战中削弱非嫡系人马。一百零八将中，第一个阵亡的是梁山的“超级元老”宋万，属王伦时期的重要人物，这决非闲笔。征方腊后，三分之二的人马阵亡，跟随宋江回东京的十二名主将（属三十六天罡）中无一人是二龙山、少华山、桃花山人马。这十二人中，阮小七属于早期晁盖的下属，卢俊义、吴用和宋江是同盟关系，其他的关胜、呼延灼、花荣、柴进、李应、朱仝、戴宗、李逵都是宋江真正的嫡系。宋江的嫡系阵亡比例最低，难道是偶然的吗？
其实在征方腊的过程中，各山头的矛盾已逐渐显露。李俊等人太湖小结义，早选好了退路，最后出海南下，去了泰国。杨志、林冲、鲁达在浙江病死或圆寂后，武松执意要在六和寺出家，一是表明和朝廷、和宋江决裂，二是表明在当地守住与鲁、杨、林的情分，守住二龙山兄弟同生死的誓言。而花荣在征辽途中的双林镇，就设计好后路。与晁盖、吴用同出江湖的公孙胜，一直就对宋江若即若离，几次要远离梁山的山头之争，征方腊后回家修行。
真正死心塌地跟宋江回来的就是花荣、李逵、戴宗等人。等宋江、卢俊义、戴宗、李逵死后，吴用和花荣在宋江、李逵坟前自缢身亡，与其说他俩在大树倒后害怕朝廷清算，不如说是后悔。吴用和花荣在宋江的事业中，出力很大，吴用为此还背弃了晁天王，将宋江看作能依托成事的主公，最后兄弟们死的死，逃的逃。恐怕吴用都没有勇气隐居江湖，和还苟活的梁山人交往，只有一死了之。
一部水浒，直到结束依然可以看出梁山原先种种的“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