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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2005年9月出版发行以来,读者反应热烈。受有关方面邀请,于2005年11月20日开始了为期两周的中国之旅。其间为推广“刷盘子读书” 的理念,做了几场演讲、座谈,还拜会了经济界和科技界的一些代表人物。此次中国之行所见所感,有些在预料之中,有些则在意料之外,感触很多。
上海是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由于种种原因,上海的活动被取消了,很遗憾。不过,却拜会了景仰已久的Y10飞机副总设计师程不时先生。我是航空爱好者,小学时代就与飞机结下了不解之缘,曾经立志长大后造飞机。记得当年曾读一篇课文,一群小学生参观飞机场,雅克式、伊尔式、三叉戟式……,怎么就没有看到中国的旅客机?没过几天,中国的Y10首飞了,我现在还能记得当时的电视画面。当时的《航空知识》上做了Y10的专辑,介绍Y10的各种改型和派生机种。造化弄人,Y10最终夭折了,留下了无尽的伤感和无奈。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演讲时,北航学生赠送我了一套Y10及其发动机的研制过程和当年北航造飞机的VCD记录片。中国的航空工业曾经到达过何等的高度,20多年后中国的航空工业还在零点附近徘徊。日本的Y10现在只造出全尺寸木模,几年后才能首飞,与中国的Y10相差30年!感慨万千。
与程不时先生在延平路上的仕缘咖啡馆见面,咖啡馆环境幽静,早上还只有很少的人。程不时先生很早就在网上看到了我的《刷盘子还是读书》,很有共鸣,还能记得其中的一些段落,虽然他还没有这本书。这很让我意想不到。程不时先生赠送我了他的一本书《天高歌长——我的飞机设计师生涯》。谈到了我作为工程出身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一本书,我回答:工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研究本专业的发展历史,看看先人的实践有哪些成功,哪些失败,解决了哪些问题,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总结出经验教训,也就是规律,指导今后的实践。此外,我本人也对历史和经济感兴趣,喜欢看这方面的书。到日本后,还想知道从日本人的视角是如何描述历史的,如何看中国的。由于工科出身,还特别想知道日本的产业发展历史,它是怎么从落后走向先进的。从日本看中国,还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刷盘子还是读书》实际描述的是象程不时先生那样的先人,在艰苦的条件下,创业奋斗的历史,所以能引起共鸣。
谈到了当前中国经济状况,医疗和教育改革失败,其它失败不说了。还谈到了经济学家。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程不时先生说他有个同事,转行搞经管,说经济学家的数学知识一塌糊涂,还好意思推导来逻辑去。教育的失败,产业化还是小问题,只有知识的灌输,而没有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教育,离了书本和洋人无所适从。
话题自然而然转向了航空和Y10。程不时先生讲了不少航空工业的事,与我原来的认识大不相同。在那个所谓的闭关锁国的时代,竟然也是个崇尚洋货,视洋人为上帝,视洋话为圣经的时代。首先想到的是买,买不到了就想完完全全,一丝不苟地抄,跟在后面爬行。凡是和洋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可能出问题的地方。中国人如果不按国外现成的步子走,自己“别出心裁”会带来想象不到的风险,说不定会天塌地陷。当一架国产飞机在设计中时,就说“不能飞”。到飞起来了,就说“不能用”。这种思潮几十年一贯。反对“由中国人来当中国产品的家”。中国只能生产外国产品,只能由洋人来当家。自主研制的机型处境艰难,CJ6、Q5就像悬崖峭壁上的雏鹰,不知何时一个事件就会坠下悬崖。它们幸运地活了下来,先行展翅雄飞,成为一代名机。当年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不是空穴来风。程不时先生还讲了个趣事:
Y7仿制的是苏联的An24。当然是100%测绘仿制。但发现有问题,当飞机降落不成功复飞时,容易机头下栽,俗称“鸡啄米”,很危险。程不时先生和几个专家会诊,判断是原机型设计有误,襟翼放下30度时就可以消除此隐患,但原设计是放下35度。改装很简单,只需要用一把螺丝刀调整一下限位开关。但就是不改,土专家说话不顶用。一次航空部领导亲自乘坐Y7,复飞时差点坠毁,这下该改了吧,还是不改。理由很简单,不改出了事,责任在洋人,洋人的设计问题。如果改了出了事,就是自己的责任。多少年后,程不时先生再去询问相关负责人改了没有。回答是改了,因为到苏联去看了,人家的飞机从35度改到了30度。既然洋人改了,于是自己也照样改。
没有“原准机”(仿照机型)的Y10下马就不奇怪了。Y10下马的原因很多条,诸如是XXX的项目,体制问题,不应该一步跨越,没有按照所谓的客观规律等等,这些都不是关键的理由。关键的理由实际就一条“中国人就是不行”,外国没有的,中国人做出来也不算,就是不相信中国人能独立自主发展高技术。听到“中国人就是不行”让我深有同感,我自己的工作经历告诉我,确实如此。首先要进口原装货,差一点的也要合资的,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想到找中国人做。但明白听到“中国人就是不行”,还是让我震撼。我的中国导师经常念叨的先进事迹,是他1976年时研制成功了一种新型压力机,采用了一种外国没有的设计,完全是独创,鉴定的时候受到猛烈质疑。他大义凛然“外国人一个脑袋,中国人也是一个脑袋,凭什么中国人就比外国人笨!”在当时批判“洋奴”哲学的大环境下,他的压力机最终定型投产了。
我的日本教授原来是学航空的。曾经到美国参与过大型运输机C5银河的设计。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美国当年允许日本造飞机,现在日本飞机一定是世界第一。我的日本教授没有赶上好时代,由于战败,日本被禁止和限制造飞机,他只能在梦中实现他的飞行梦。程不时先生曾经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虽然艰辛坎坷,但还有许多作品在中国和异国的蓝天上飞翔,在事业处于颠峰的时刻,大鹏却突然折翼,一个时代结束了。
日本有“世界一”的雄心壮志,但被外力限制了,现在逐步挣脱限制,开始了它的雄心勃勃的航空计划,大型飞机计划和新一代超音速飞机计划等等。中国正好相反,挑战世界强者的雄心已经被自我阉割了,于是可以寻找到无数条理由去论证自己 “不能”。大鹏折翼后,连仿制的勇气也丧失了,中国的大型飞机只能在梦中,抱负仅仅只是给人打打下手,挣点加工费。中国积累的巨大生产能力和科研基础设施白白被浪费了。
程不时先生搞了一辈子科技,天天与公式逻辑推导打交道,但他最烦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禁锢人的思想,专注于细枝末节却模糊了整体和最终目标,重过程轻目标,于我心有戚戚焉。科学实际上是不讲逻辑、严密推导的,讲究的是灵感和直觉,能够提出现有假设逻辑不能推导出的新体系新观点。这些天马行空的新体系新观点,最终需要落实到“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之上。所谓的规律实际是前人走过的路,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要勇于走出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但我们的教育彻底失败,把“科学”教育成是在几个假设基础上严密的逻辑推导,在别人的路径下一丝不苟地亦步亦趋,因为这是“客观规律”,违反了就要受惩罚。于是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就当那些是科学是真理是圣经了,是可靠的结论了。现实中出了问题,是因为和“客观规律”靠得不紧,需要继续修炼,或者相信将来会进天堂。程不时先生的一句话非常经典“他们都是农民”。我才回想起来,与主流经济学家会谈时,他们怎么举的都是当年在农村劳动的例子。小农的生产力几千年不变,生产关系可以几千年不变,在小农时代追求放之四海皆准的最完善体制有其坚实的思想和经济基础。但在生产力发展日新月异的工业时代,用小农思想指导中国改革,用小农的生产关系来套现代生产力,摧毁了中国的现代生产力,中国从先进国家发展成落后国家。
程不时先生的书《天高歌长——我的飞机设计师的生涯》最后引用了一段文字,颇有共鸣,与读者共享:
青春的魅力表现在战胜胆怯、事业高于享乐,这样的人往往60高龄胜过20岁小伙。仅仅年龄的增长不能使人变成老翁,我们的衰老是因为抛弃了自己的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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