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景嵩：在Batchelor教授的指导下

周华

这件事发生在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办公楼一楼的大饮茶室。有一天在工间茶时间，许多人都到这里来喝茶，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这时Batchelor走了进来，在柜台上买好了他的一份饮料后就来到饮茶室的大厅里来。奇怪的事是没有人让座，他就站在那里端着他的茶杯静静地喝。后来他发现了一位博士生，他有话要和这位学生交谈，于是就走到了这位同学面前和他交谈起来。使我惊讶地是这位同学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没有让座，他就坐在那里和站着的Batchelor教授侃侃而谈。更让我吃惊的是在他们两人谈着谈着的过程中，忽然有必要Batchelor教授掏出了一个小本子要记点什么，这时Batchelor就把他的杯子放到身旁的小桌子上后，一只腿跪了下来，然后把小本子放到自己的膝盖上写了起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位博士生居然也没有让座，而是很坦然地坐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Batchelor教授跪在自己的面前写字。这太不可思议了，这种事若是在国内根本不可能发生，否则那位同学会受到谴责的。而在剑桥这里却发生了这样的事，并且竟然也没有人站出来批评这位同学。此事于是就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无法忘怀。

周华

本文前面谈及Batchelor教授在安排Jeffrey和我参加到他那个多分散悬浮粒子沉降大工程里来时就已指出，他不是以一个上级对下级下指示下命令的方式来布置工作，而是以一个平等的朋友的身份来向对方提出建议。当他向我提出这一建议时他甚至使用了一个非常客气的提法：“Are you willing to do this work？”，这里他使用了“willing（乐意）”一词，而不是通常的问话：“Will you？”或“Would you？”。这使我感到非常意外。言外之意Batchelor是认为我可以不乐意，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就完全可以不去执行他的指示。这怎么可能呢？不执行导师的指示那对我们而言是绝对不可以的事。回想起“文革”前我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时，那时的领导要求我们：“专家的意见，就是党的决定，大家要坚决执行。”对比这两种在科学研究中的不同的上下级关系，两者之间真有天渊之别啊！Batchelor有一次谈起他这样做的原因。他说：理论工作是一种高强度的思考工作，这种情况只有在思考者自觉自愿时才会发生。当他没有自觉时，你就是整天在他身旁不停地说：“Thinking! Thinking! Thinking!”（思考！思考！思考！）那也不会奏效，这时的思考者就不可能真正开动起他的脑筋来思考。因此，Batchelor教授有一句名言：“Maximum freedom in hands of good people!（要选好优秀的人才，然后给他以最大的自由）。” Batchelor教授对他下面的人布置工作时的做法，正体现出他在领导这个理论物理系时的指导思想，此事我们还将要在后面提到。当然，领导者除了选好人才以外也不是完事大吉无所作为，放任自流对于学术单位的领导者也是不能允许的。Batchelor教授的领导思想的另一方面就是：在日常工作中，建立起并组织好制度性的高频率高水平的学术活动，这是一个学术单位领导者调动下属人员思考学术问题积极性的一个基本方法。Batchelor教授甚至把组织这种类型的学术活动提高到一个学术单位领导者的基本职责上来。这都是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将在本文后面还会再度提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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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的实事求是指对自己的估价问题。这方面的两个例子前面已经提到过：第一个例子是：他不隐瞒即使是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还有他不懂的东西。当我向他求教计算数学和编制计算程序问题时，他不怕向我坦承他也不懂计算数学和编制计算程序，这对一位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的创办人和领导人而言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另一个例子就是他也敢于肯定自己的成就，谈到他自己的成就时，一点也不扭捏作态不好意思。当他知道我以前只在50年代北大上学时，学过一点前苏联学者库兹涅佐夫为工科大学生写的流体力学教程的时候，他断然向我提出，这不行。以这样一点流体力学的基础，是无法胜任我当时在剑桥的工作的。为了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我必须学一学他在1967年写的《流体力学导论》。在我学了以后才懂得他这本书确实是流体力学教科书领域里一个划时代的新发展，这已有国际上的公认。大家都承认Batchelor教授的这本书是每一位现代流体力学工作者必读的参考书。孔夫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事，特别对于一位学术大家而言。可是Batchelor教授却能做到这一点。在和他有关的知识领域，他即不神化自己，也不矮化自己，他才是一位在流体力学上有真知的学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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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开头讲到我初到剑桥时他要求我马上参加他们系里的学术活动，这件事说明Batchelor教授对在他那里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必须不浪费一分钟分秒必争地投身于工作。实际上他对自己也是这样严要求。他每日的工作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最后到下午7点左后才下班。那时天都已经黑了。他的办公室在系办公楼的三楼。每天晚上他下班时，出了他的办公室后他就一路关上楼道的照明灯，一直关到电梯处，因为一般而言Batchelor教授相信这时系里的人早就下班了。你什么时候看到楼道里一片漆黑，那就是说Batchelor已经下班。另外，我们初到剑桥时，国内还是六天工作制，但剑桥已是五天工作制了。可是每到星期六的第一个休息日Batchelor却仍然到系里来工作，此时全系已经空空荡荡没有什么人了。只有Batchelor还在他的办公室工作，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秘书也会来上班。除此之外，悬浮体力学组的一些骨干老师有时也会来。显然整个系里Batchelor的这个课题组是最勤奋也是最辛苦的。最令人感动的是圣诞节前夕的平安夜。这相当于我们的阴历年的除夕。在1980年平安夜的晚上，我从大街上走进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的院子里看系办公楼，大楼是一片黑暗，大家都早已回家和家人团聚过节去了。然而还有一间办公室的灯光通明，那就是他的办公室，Batchelor还在工作，这真感人！他那时已年过六十，但还是这样拼搏不已，他才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记得也是那一年，由于我早已从《世界名人录》上查到了他的生日，于是早就准备好了给他的生日礼物，那年刚好是他的六十大寿。我在他生日的那一天把礼物送给了他。没想到他接过我的礼物连声称谢后又说了一句：“我的生命又少了一年。显然，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应该更加抓紧工作才是！”这真使我又吃了一惊。我感到非常意外，在国内生日是喜事，六十大寿更是个应该大大庆祝的喜庆日子。没想到，对Batchelor教授而言，大喜的日子竟变成了如此伤心的日子。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在他生日时给他送生日礼物了，免得再引起他的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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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问题上，光有拼搏精神还不行，还得有正确的工作方法。Batchelor教授曾经讲过，所谓理论物理，就是指用数学方法解决物理问题的一门学问。然而可惜的是数学家并没有为物理学家准备好求解各种物理方程的灵丹妙药。怎么办呢？一个办法是求方程的数值解。可数值解常常使人看不出过程的物理本质，就谈不上是理论。于是最好是求出方程的解析解，只有解析解才能使人们看清该问题过程的物理本质。在这方面，Batchelor教授就提出了他自己的求解析解的办法。也就是他常说的：“要把物理思想注入于数学之中才能解决问题（To inject physics into mathematics!）”。这是他治学经验的结晶。在我05年出版的《创新话旧——谈科学研究中的死刑方法》一书中，我已经总结出三种方法，这三种方法都可以把物理思想注入数学之中以化解数学难点最终求出解析解的途径。亦即：建立好物理模型以化解数学难点；引入各种近似以化解数学难点；引入各种变换以化解数学难点。以上这三种方法的基础都是要对所面临的物理问题有高超的物理洞察力，而Batchelor教授正是这种以高超的物理洞察力来驾驭这三种方法以求解数学难题的大师。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我05年出的那本书，此处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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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chelor教授搞研究当然有他的计划，但他并不拘泥于原定计划，相反，他的灵活性却非常大。本文前面讲的我刚到剑桥时，他和我最初商定的研究布朗运动对悬浮粒子的重力碰并影响问题，就是一例。那时，他并没有和我谈起以后还要做多分散悬浮粒子的沉降问题。只是到后来，他看到我求出了高Peclet数下对分布方程的外域解后，他马上看出这个解可以解决高Peclet数下多分散粒子的沉降问题。此时他就断然建议我把原来的碰并问题停下来，而改做沉降问题。结果完成了这个原定碰并计划外的沉降大工程。此外，在更大的研究课题上他也是如此。20世纪40年代后半段，他从他的家乡澳大利亚来到剑桥，师从那个时代的国际流体力学大师G.I.Taylor搞湍流研究。后来他果然在湍流研究中作出了出色的贡献，50年代就出版了湍流领域的一本经典著作《均匀各项同性湍流理论》，影响深远，成为享誉世界的又一位湍流专家。然而到了60年代，他却突然停止了这方面的研究，而转向流体力学的教学，在此基础上于1967年出版了他的《流体力学导论》，此书也就很快地成为在国际上影响力很大的新一代的流体力学教科书。但是从70年代起，他又把他的方向转到了另一个方面：悬浮体力学，它是流体力学和胶体科学之间的新兴的交叉学科。在这个新领域又能很快地做出了杰出贡献。从湍流到悬浮体力学，对象就从高Reynolds数流动转向低Reynolds数流动，这是又一次的大转弯。看来，Batchelor教授就是在流体力学这个大海里里“自由地”游来游去，而到处都能得心应手。尽管Batchelor教授在具体课题上有转来转去随机应变的作风，但他在研究大方向上却坚持有三个不变。第一，始终不离开流体力学的主体。他可以向胶体科学伸展，他也可以向云物理学伸延，但万变不离其宗，他始终坚持以流体力学为主。第二，始终不离开概率论随机过程论这个数学工具。从湍流到悬浮体力学，看似大转弯，研究对象从高Reynolds数流动转向低Reynolds数流动，但实际上数学工具概率论随机过程论却仍然不变。这他在搞湍流时就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第三，不离开实验能精确检验的课题。悬浮粒子的碰并和沉降是悬浮体力学的两大课题。两者都很重要，而前者更是胶体科学的中心。但是对这一课题，他只和我搞了一次对流碰并新的统计理论以后就再也不搞了。不像沉降Batchelor从1972单分散沉降到1982多分散沉降前后他竟然搞了十年。为什么？我想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沉降可以精确测量，理论可以受到严格的实验检验。而碰并，虽则它是影响胶体稳定性的关键因子，因而是胶体科学的中心课题，胶体科学工作者对此有非常多的研究。但由于测量上的困难，至今它只有定性的实验检验，因此Batchelor对它的兴趣就不大了。而且果然，他在悬浮体力学上其它的几个理论成果，都是能由实验严格定量检验的课题，而且果然都得到了实验科学家的实验证实，很了不起。可以说，正是他在研究大方向上坚持了三个不变，在具体研究课题上又能灵活掌握随机应变，这才造就了他的成功之路，使他成为20世纪下半叶新一代又一位国际流体力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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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凋碧树”即是我在《创新话旧——谈科学研究中的思想方法问题》一书中谈到的“西风凋碧树”的境界。就是说在基础科学理论领域中工作的人要做“西风”。他必须要对现有的理论有批判的能力，要善于发现现有理论中的问题。所谓“再凋碧树”即是我在同一本书中谈到的“西风再凋碧树”的境界。就是说一个理论工作者还必须要有批判自己的理论成果的愿望和能力，他不仅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问题，也要勇于并且善于发现自己理论中的问题。我在本文前面谈到的Batchelor在听到我第一次向他谈起Smoluchowski的碰并理论时，就能敏锐地指出Smoluchowski碰并理论的问题，说明他确是在理论工作中的一位“凋碧树”的大家。而在本文前面讲到的他请来Davis检查我们这个当时还没有正式发表的碰并新理论中的问题，就说明他也是理论工作中的一位“再凋碧树”的巨星。在研究工作中达不到这两个境界就无法在国际上赢得人们的尊敬，赢得国际公认的权威地位。当然，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自己的“碧树”，被别人的“西风”给“凋”出问题来了，怎么办？这里，Batchelor也有一个例子。那就是他的多分散悬浮粒子沉降的统计理论在1982年，在他于50年代创办并一直主编的著名的流体力学刊物（J.Fluid Mechanics《JFM》）上发表后发生的事。没有想到第一个来检查这个多分散沉降理论的竟然是自己人，是Batchelor的悬浮体力学小组的Hinch  和Raillison！这两位朋友自己的课题并不是沉降，他们之所以要检查Batchelor沉降的理论正确与否，是因为他们的研究要用到这个Batchelor和我刚完成的沉降理论中所提供的数据。他们并不因为Batchelor是个久经考验的国际公认的大权威，并且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就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他们是用同样的“西风凋碧树”精神来对待自己的顶头上司Batchelor的成果。只有经过他们自己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他们才采用。这就是剑桥学派的作风。他们采用另一种方法重新推导了Batchelor多分散沉降的理论，果然让他们发现了问题，这问题不是出在我的计算工作，也不是出在Jeffrey和大西善元所提供的迁移率数据；令人十分遗憾地是，这问题竟然出在Batchelor自己身上。原来Batchelor在推导低Peclet数沉降系数计算公式的过程中，有一项的符号弄反了，导致低Peclet数沉降系数计算结果全错。当然，这是个技术性的错误，不是概念性的错误，纠正它并不困难。这两位剑桥的朋友把这个结论显示给Batchelor看，Batchelor看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在第二年，1983年在同样是由他自己主编的《JFM》上发表了一篇纠正自己错误的短文。在这篇短文中，他坦白承认自己在头一年在《JFM》上发表的多分散沉降理论中，关于低Peclet数下的沉降系数的计算公式有错，并在该文中给出了纠正错误以后正确的新结果。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它说明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理解客观世界是一件十分复杂十分艰巨的事业。在这个事业中，不管是你是多大的权威，也不管你对自己的工作多么的小心谨慎，也难免会犯错误。出了错误应该怎么办，这里Batchelor教授也提供了一个范例：那就是及时地公开地承认错误，在什么地方出的错误，就在什么地方公开地纠正，一点也不隐讳，这仍不失为一个大科学家的本色，特别值得基础科学领域的权威人士们学习。事实上一个学术权威能迅速地公开地承认并改正自己学术上的错误，这不但不会影响到他的威信，反而会更能增加同行们对他的尊重和热爱。反之，则既得不到同行们真正的尊敬，也得不到同行们真正的爱戴，只是遗憾地损害科学事业健康正常地向前发展罢了。Batchelor教授在这个问题上提供的范例恰恰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道理。正是由于Batchelor能够及时地公开地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就仍然能赢得这个领域国际同行的承认，并使自己的名字仍然能载在人类理解地球重力沉降现象光辉的历史之中。1983年9月，他应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亚洲第二届流体力学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沉降问题研究进展的特邀报告。报告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大会同时还邀请了几位来自美国的著名流体力学家向大会作特邀报告，他们的报告也同样受到热烈欢迎。然而从他们各自所受到的来自大会的各国代表的闪光灯照相照明来看，很明显地还是以Batchelor教授为最。在他报告的过程中，从始至终就不断地从大会的各个角落里，与会的各国代表们都把他们的照相机镜头对准了Batchelor教授作报告时的身影并发出给他照相的闪光灯照明，于是大会会场就始终是一片耀眼的闪光灯光，它们聚焦在正在做报告的Batchelor身上。机会难得，难得这位国际流体力学大师能亲临那次盛会给大家作报告，与会的各国代表大家都不想丢掉这个好机会，要把Batchelor教授的倩影留在自己的相机里，以作永久的纪念。事实证明他才是那次出席大会的最耀眼的明星！报告后，我向他说了我的感受，我说：“你才是今天大会上真正的Star!”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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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发生在1981年5月12日下午两点半，在剑桥大学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主任Batchelor教授的办公室。参加的人有邓述慧：她是当时在英国访问的中国科学院的一位领导。何国纬：他是当时我驻英使馆在科教方面的一位负责人。崔长庚：他来自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当时在剑桥大学的材料科学系里进修。贾复：他来自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当时也在Batchelor教授的这个系里进修。再有就是我自己，我当时是从中国科学院安徽光机所到Batchelor教授这儿来进修的。座谈会的目的是想请Batchelor教授向我们谈一下他的办学经验。Batchelor教授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并且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很详尽地介绍了他的办学经验，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没有想到他的兴致很高，在他的办公室谈完了以后，又亲自率领我们参观了该系的实验室。在剑桥的两年多来，我们还从来没有看到他亲自接待外国代表团，何况我们也不是一个正式的代表团，结果他竟为我们的到访花去了他三个小时的时间，到五点半才结束。考虑到Batchelor教授是一位惜时如命的大科学家，这真是不简单的事啊！充分地表现出Batchelor教授对中国人民对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极大的友好感情和热望！可惜的是我们的录音机没有弄好，录音效果很差，大部分过程都没能录下来。后来只有由我和贾复根据我们各自的记忆与了解，分别写成了两份报告材料。这里主要是根据我当时写的那份报告材料，同时也参照了贾复的报告材料，向大家介绍我们那次访问Batchelor教授的主要情形，以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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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chelor教授是一位很全面的大科学家。他不仅是位搞学问的大家，而且也是位搞事业的能手。在他的一生中，除了他在悬浮体力学和湍流研究上的杰出贡献外，他在组建科学事业上也有两项杰出的成就。其中之一，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50年代他所创办的并一直连任主编到他退休为止的流体力学杂志。到我们访问他时才仅仅20多年的功夫，就使这一学术刊物迅速地从无到有发展成国际流体力学界举足轻重的刊物。第二个成就就是我们现在要谈到的他这个系。原来剑桥大学虽然是一所有几百年悠久历史的著名学校，但是他这个系却很年轻，说起来比我们的共和国还年轻10岁。是Batchelor教授一手在1959年把这个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D.A.M.T.P,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Theoretical Physics）组建起来并一直连任这个年轻的系的系主任到他退休为止。也就是说在我们访问他时，这个系才有22岁。时间虽不长，但这个系却已在国际力学界特别是国际流体力学界以及国际理论物理学界占据了一个相当显赫的地位。举世闻名的国际理论物理学大师霍金教授（Professor  S.W. Hawking），就是这个系一手培养出来的。原来霍金教授是1966年才在这个新建的系里取得了博士学位，然后就留在该系工作。短短十几年的功夫，霍金教授在天体物理中黑洞理论上的学术成就，使得他在国际物理学界已经赢得了很高的赞誉。当时我们听说说，霍金教授在黑洞问题上的理论，如果能得到实验证实的话，他的名字将可以和爱因斯坦并列。因此，可以说该系在培养霍金教授上的成功是Batchelor所创办的这个系在培养人才方面取得的最为辉煌的一个成果。此外，Batchelor教授的这个系还聚集起了一大批各门学科的精英。这个系不大，正式成员才有30人。但其中拥有英国自然科学领域中最高荣誉称号F.R.S.(Fellow of Royal Sociaty,直译是皇家学会会员，意译可译为皇家学会院士)的学者当时竟然多到7位。此外，该系当时还有14位成员在12种国际学术刊物中担任国际编委。该系的成员还经常被各种国际会议请去作特邀报告。由此可见，Batchelor教授的这个系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新建的集体，但其在国际上的影响之大和地位之高，却远远超出了它不多的人数和它不长的历史。因此，向他请教他办系的成功经验，以便吸收那些精华为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现代化服务，就成为我们这次访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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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chelor教授对我们说，1959年他感到有办一个应用数学系的必要。但是应用数学涵义很广，它不仅包含了物理学中的应用数学，而且它已广泛地渗透到其它学科中去。例如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等等。所以在办系之初就应该明确，我们要搞的是什么样的应用数学。对此，Batchelor教授在应用数学后面加了一个限定，那就是理论物理。亦即Batchelor教授要搞的是物理学中的应用数学，它仅仅是渗透在从经典物理到理论物理范围中的应用数学，也就是理论物理。Batchelor教授进一步强调指出，应用数学并不是你在物理学中遇到了一个什么问题，你的变量可以用一个方程去描述。然后你将采用什么样的数学技巧来求解。Batchelor教授说他所讲的应用数学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在运用数学思想的同时，要运用物理思想。要把物理思想注入于数学中，这才能解决问题，这才是我们所讲的应用数学。这里Batchelor教授特别强调了“注入”一词，即强调了“inject”一语。他继续说，当时在剑桥已经有了这样一批朋友，他们有着这样共同的兴趣。在此基础上，Batchelor教授就去和大学当局商量，终于取得了学校的支持，1959年学校就在Cavendish实验室（即剑桥的物理系）中拨了几间办公室集中了23人，成立了这个系。五年以后才得到后来的这所建筑物。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正式成员有30人，此外还有40个博士后，30个访问学者，60个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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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问起Batchelor教授他如何选拔人才时，我们问他是根据候选人发表的论文数量还是质量？是出论文的速度还是水平？是论文出在什么级别的杂志还是引用次数？他回答说都不是。他说他选人只看他的创造性，特别是原创性（Originality)。科学研究的关键是要创新，最重要的是要能做出原始创新的成果。所以，到底候选人在我们所感兴趣的领域有没有原创性，即原始创新的精神，就成为他这个系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同时，他也承认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有时会引起有关人们的激动，这时他们会组织一个小型的委员会来讨论，也允许候选人到委员会来申诉。他继续说，实际上考察一个人应该是历史地全面地来考察。在剑桥大学，我们是很幸运的。我们能够从他的大学生时代，研究生时代，博士后时代各方面的表现全面地加以考察。这样就比较准确客观。这正是把大学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的西方这种体制的优越性之一。Batchelor教授还再三强调选拔人一定要选择最优秀的人才。这样的人不会多，所以他这个机构就必然是“小而精”，宁缺勿滥。他还说到选拔人还应在他“运动”过程中来考察。虽然他们系中的成员有好多是本系自己培养出来的，但是Batchelor教授说：一般而言他们在我们这里都不能在毕业后马上就留校工作，而是在外面工作一段时期后看他们在外面的表现，然后再回来竞争一个更好的位置。这样可以避免近亲繁殖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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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chelor教授这个系的科研成果是非常惊人的，然而我们却看不到他们每年在忙于制定研究规划，选择研究课题，检查研究进程，总结研究经验。不像我们那时的科学院情况。那时我们每年年初都要开会讨论研究方向，大家一起来讨论研究规划，然后年中领导还要组织各种检查，到了年底还要再开会总结评比。大家要开的这类会议很多，实际上都是些行政性质的会议，似乎忙得很，但效果却很小，没有出过什么像样的成果，对比Batchelor教授这个系差距就太大了。因此，借此机会大家就请Batchelor教授谈一下作为一个系主任他是如何领导这个系的科研工作？如何安排全系的科研方向，科研规划和科研课题的？不料，Batchelor教授却回答说，作为系主任他不干预系里老师们的科研工作。他再三说道：“不要干预，要给他们以最大的自由。”这时他就讲出了他那句名言，“选好优秀的人才，然后给他以最大的自由（Maximum freedom in hands of good people）！”他说他们都是些最优秀的人，他们之所以勤奋工作，是因为他们都热爱自己选定的工作。他们知道应该做什么，并且知道如何去做，在这方面就不再需要领导去做工作了。然后他再次强调了他那句话：“理论工作是一个高强度的脑力活动，因此这里需要的是人们的高度自觉，如果他没有自觉，你就是整天在他的身边讲：“Thinking!Thinking!Thinking!(思考！思考！思考！)”那仍不会产生任何效果。“这使我想起了他和我谈工作时的情景，以及他和Jeffrey谈工作时的情景，看来他对他这个指导思想确实是身体力行的。他并且向我们讲了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系里的Dr. Huppert在开创地质流体力学上的贡献。他说Huppert在把流体力学中的双扩散理论(double diffusion)引入于地质岩浆流动问题研究之中，从而对开创地质流体力学做了出色的贡献。可是Batchelor却讲这个成功完全是Huppert自己的主动结果，而Batchelor却对此事没有作过任何的推动工作。当然，Batchelor也承认作为系主任他对全系的科研工作也不是绝对地放任自流。无所作为，也是不应该的。例如他讲到，系里建立并开展数值分析的研究，就是他根据全系开展工作的需要提出来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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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问中间休息时，Batchelor教授带领我们到一楼他们的大饮茶室去喝茶。然后他指着那里的墙上挂着的大布告牌对我们说：“这上面写满了本系各大组在本周的重要的Seminar活动。”他接着说道：“如果在上课期间，有哪一周这个布告牌是空白，该周没有重要的学术活动，那就是我的失职。”看来他把组织全系的Seminar活动看成是一个学术机构领导者的基本职责所在。这真是聪明的办法，比起我们那时的科学院让大家经常开行政性质的会议来讨论工作计划检查评比强多了。他接着指出，这种学术讨论会上要讨论的是你这个工作的基本物理思想，而不是工作的细节和解题的数学技巧。这种讨论才会对学术发展起正面地推动作用。他把这种讨论叫做思辨性的讨论（Speculative Discussion）。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该系每个课题小组和业务大组的负责人，主要工作也是如此。他们都有非常广阔的视野，他们都关注着本组，本系，本校，外校，以及国际上本学科的最新进展和学术动态。每到学期之末就开始筹划下一学期本组将要邀请什么人来做报告，联系好后就出安民告示，讲清楚下学期本组的每周的Seminar安排。于是，这个系就非常热闹。经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到这个系里来做报告，这个系实际上也就成为一个长年不断的小型的国际会议。这个系的老师们也就非常忙，忙于开会，不过不是我们在国内常开的那种行政性质的会议，而是学术报告会。每周每人至少要参加两次Seminar。以流体力学大组为例，每一个成员每周至少要参加本课题组的Seminar一次，然后是周五下午参加流体力学大组的Seminar一次。这个系的老师们实际上就始终处在不断的高水平的学术思想交锋之中，难怪他们出优秀的学术成果效率有这么高。除此之外，他们的工间茶（Tea Break）制度，Batchelor教授也十分重视，认为那是一个更随便的学术活动场所，更方便的学术交流的场合，不可放弃。实际确实如此，van Dyke 的那本名著《流体力学中的微扰方法》就是在一次工间茶时间喝茶时剑桥朋友们推荐给我的。这本书确实对我后来解决内外域解匹配难题时起了很好的关键作用。在我结束了剑桥的进修工作回国时，他还再三嘱咐我要把剑桥的Seminar制度，Tea Break制度引入中国的学术机构中来。他说：“这肯定会对你们国家的科学事业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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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chelor教授说他对这个系的管理工作总的要求是小型化，分散化。所谓小型化，就是指系的管理机构要尽量小，他不搞很大的官僚机构来管理。全系的日常管理工作就由他的秘书一人来做。此外，她还负责全系经费的管理，监查和结算。从学校拨下来的经费由他系主任来决定如何分配。遇有问题一般在Tea Break时间商量一下就可解决。他不花很多时间在管理工作上。Batchelor教授还说道，他不想在他这个系搞很多的层次。确实，在他这个系里很难让人们感觉出有什么上下层次等级之分。每一个学科只有一位教授。只有在该教授的办公室门上可以写明他的职称Professor。其他人的办公室，不管你是副教授（在剑桥这职称叫Reader（读者）），也不管你是讲师，或者是博士后，在办公室的门上一律不写职称，只写学位Dr.（博士）。大家在日常工作中相互之间称呼，也都一律按照Batchelor教授的规定，直呼对方的名字，不说对方的职称，也不说对方的职位，他们从不称呼人为某某院长，某某主任，某某教授或某某院士(F.R.S.)。在这个系的组织结构里，职称和职位可以是相反地组织起来的。组长可能是一位博士后，而教授，副教授，讲师却可能是组员。很明显Batchelor教授力图从管理结构上能营造出这个系有一个平等的学术气氛。好让大家在这个系里日常的学术讨论中确实能做到没有任何顾虑，畅所欲言，达到百家争鸣的境界。管理工作上的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是指系主任并不是大权独揽，一个人说了算。而是尽可能的把权分散开来。特别是分散给各个学科的教授。这里有一个例子。和我们同去剑桥Batchelor教授这个系进修的一位年轻朋友想把自己的身份改一下，从访问学者改成博士生，想到该系另一位教授那里去读博士学位。他向系主任Batchelor提出了申请，但是很遗憾，他被Batchelor否决了。可是这位年轻朋友很坚定，他并不因Batchelor的否决而气馁，相反，他找到那位教授直接向他提出了这一请求，最后这位年轻朋友成功了，终于在剑桥那位教授那里读成了博士学位。这件事说明至少在读博士学位问题上，权力是分散在各个教授手里，系主任并没有最后决定权。后来，剑桥的一位朋友和我谈起，从前有一位很有名的剑桥学者说过一句很聪明的话：“All power corrupts.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所有的权力都会腐蚀人，绝对的权力腐蚀起人来也是绝对地！）看来，Batchelor教授是确信这句名言并身体力行的领导者，所以他的办法是尽可能地把他手里的权力分散开，化整为零，相互制约，使他手中的权力的腐蚀性尽可能地降到最低。还要说明一点。Batchelor教授不让我们那位年轻朋友读博士学位，并不是针对这位年轻朋友个人的。后来，从我驻英使馆传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做做Batchelor教授的工作，说国内有关单位想送一些年轻人到他这里来读博士学位，他照样回绝了。他说读博士学位要花很多钱，不值得。我说，不要你花钱，这些人的学费会由我国政府来出。他仍然不同意，他说：“花那么多的钱去读博士学位不值。就像你们这样，以访问学者身份到我们这里来进修，花费不大，却仍然能学到很多东西，这不是很好的事吗？中国现在还不富裕，不应该把钱花在供人们读学位上。那个学位是用钱堆起来的！”随后有一次我和剑桥的朋友谈起此事时，那位剑桥朋友对我说，Batchelor教授的想法有道理。从历史上看，在英国建立博士学位制度，是为了卡外国人。不要外国人在英国的高校中轻易就能拿到教授职称，更不能拿到英国的“院士（F.R.S.）”称号。比如，Batchelor的老师，20世纪上半叶的一位国际流体力学大师G.I. Taylor。虽然他是剑桥的教授，又是“院士（F.R.S.）”。但是他却没有读过博士学位。原因就是因为G.I. Taylor是英国人。而Batchelor却不行。他就必须拿到剑桥的博士学位以后，才能作教授，才能当英国的“院士（F.R.S.）”。因为Batchelor不是英国人，他是澳大利亚人，他就必须经过更多的考验。

周华

这个实验室是流体力学实验室。它还很有特色，小而简单。他们不搞大型的复杂的高级实验设备，其设备甚至还比不上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力学所高级。但从这样的实验室里却做出一些很有意义的科学成果，有些已成为流体力学上的经典载在国际流体力学的发展史中，很不简单。对此我们向Batchelor教授请教一个理论单位办这样的实验室的指导思想。他说，理论研究中的实验室工作并不是要验证一些现成的科学理论，而是要实现自己的一些新的科学思想。经过精心的分析研究，抓住一些主要的物理因子，从而能推断出在这样的物理因子作用下应该能产生什么样的物理现象，探索出新的物理规律，而把更为精确和精密的实验测量交给工程技术单位去做，这就是理论研究中的实验工作。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就没有必要去搞大型复杂高级的设备。借助于一些简单的实验系统，进行一些定性的至多是半定量的实验研究，完全可以达到探索新的基本规律的目的。在这方面他说他的导师G.I. Taylor，正是这种类型工作的一位典范。在该系的一楼大饮茶室中挂有这位大师的大幅画像。他指着G.I. Taylor的画像对我们说，G.I.是于1975年以89岁高龄去世的20世纪的大科学家，他即是一位卓越的理论科学家，也是一位卓越的实验科学家。这个实验室的工作就是按着他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工作的。然后他领着我们参观了该系的流体力学实验室，向我们一一讲解了实验室中的那些简单的设备曾经完成了什么样的卓越工作。当然，他也指出，并不是绝对的不要高级设备。他指着一台激光测试设备对我们说，这台设备比较贵，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会建立这样贵重的高级设备。然而后来在该系工作的一位这种类型的科学家对我说，理论工作者的思想是非常活跃的，所以他不喜欢去搞大而高级的昂贵设备，因为你一旦搞成了这种设备，你的工作就必须被固定在这样的设备上，你的思想就被钉死在那里无法再跳到别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