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创新有风险，改行多失败”

coolboy

转发一下最近在天涯论坛上发的几个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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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颜宁回国在网上形成热议。转发一条我在朋友圈里发的一个评论：

颜宁这次换单位也可认为是一次改行。关于改行，我曾经发表过如下的观点：“创新有风险，改行多失败。”既有主动改行，也有被动改行。颜宁这次看来是被动改行。钱学森从力学到生命科学的改行是主动改行。再比如，在气象学领域，最有名主动且以失败告终的改行的气象学家是R. Fjortoft。他是与J. Charney同时代同样（或胜于）出名。但在1955年左右（在大量资金及人员支持下）改行领导研究光学计算机，完全失败并从此在学术界完全消失。

注：被动改行就是指的AI挤兑。近十年前的一个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成果就是用计算机模拟化学反应。该成果或该类成果的出现也必然会使得许多从事实验为主的化学工作者及生物工作者被动改行。

另一个大家熟知的被动改行的例子应该就是电商的发展导致一些实体店职员改行去送外卖或开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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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是二战之后的1940年代后期建成的。当时全世界就这么一台电子计算机。该用这台非常珍贵的计算机干什么才能显示出它各方面的巨大的价值呢？科学家们经过考虑讨论，最终选定的课题就是用电子计算机来做天气预报，也就是所谓的数值化天气预报。经过许多数学家、气象学家、工程师们的共同努力，这一尝试在当时（1950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上面帖子中提到的R. Fjortoft与J. Charney都在其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之后，很快各国政府，各商业机构自然也会投入巨大的资源来发展电子计算机的研究、开发和制造。这过程中，计算机人才的抢夺应该也是不可避免。但是，让气象学家去领导研制计算机应该是投资方与当事人双方冒险（甚至愚昧）行为的体现。项目最终失败也应该是可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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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张首晟也可以看成是另一个主动改行失败的例子。张首晟是杨振宁的学生，从事凝聚态物理学的研究。研究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但他后来（也许是在一些科学外行资本大佬的鼓动下）居然又从事区块链技术、虚拟货币以及资本运作的研究和操作。老兄：“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哎！也不知（当事人张首晟自己知吗？）那些资本大佬到底是要借用他的才还是借用他的名？张首晟最终居然是以“坠楼离世”来终结主动改行，唉！

注：（对丹华币圈崩塌的回应）我的帖子中用到了“资本运作”一词。这一词的含义在许多情况下其实是“骗钱”和“洗钱”的雅称。但“骗钱”和“洗钱”的过程又不满足或即无法用物理学甚至一般自然科学的规律来加以描述。所以，这个例子中所涉及到的“改行”实在是大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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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量的人力、财力资源以及相应的高职称荣誉摆到一个科学家面前时，绝大多数人是经不住利益的诱惑而会接受“主动改行”的橄榄枝的。但也有极少数的（真正喜欢自由地做学问的）科学家会不为之所动并主动拒绝高职聘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知名物理学家费曼（Richard Feynman）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费曼在二战期间参与了曼哈頓计划以协助原子弹的研发及制造。研发过程中自然也就会涉及到（小型）核反应堆的研究及制造。大家知道，蒸汽机的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把蒸汽机装到火车上，火车就跑得快。把蒸汽机装到轮船上，轮船就跑得快。用蒸汽机炼钢，就能生产大量钢材。类似地，对于原子能这一全新能源来讲，它的应用也能再一次大大地改变世界。有一次，费曼正在工作的上级主管领导对大家说：大家工作都很辛苦，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高度保密的，你们（暂时）无法公布自己的成果。不过为了奖励大家的工作，你们现在可以根据已研发出来的核反应堆来申请关于它应用的新专利。我们会好好保存、之后会上报这些专利。接着大家就开动脑筋想新专利。费曼也想到了几个。但他与同事们一对照，发现有些专利其他同事也都想到了。为了避免重复，费曼也就上报了一项应用专利：把核反应堆装到潜艇上以建造核潜艇。

二战结束之后费曼去了一所大学当教授从事日常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来自某政府部门。那人在电话中说美国政府决定成立一个核潜艇的研究院来研制核潜艇。这个研究院下属有多少多少研究人员，每年的研究经费又是几何几何。费曼问道：你为何要同我说这些情况？那人回答：我们决定聘请你当研究院的院长。费曼：哇噻！为什么请我当院长？答：你有核潜艇的专利，你是研究核潜艇的专家啊！

费曼当然没有去当院长，否则的话，他后来多半也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以及演绎出了被许多人赞赏的精彩人生。其实，当时那个申请专利的事情，大家也没有非常严肃地看待。

coolboy

从事流体力学边界层湍流模型的人应该都知道一个关键的参数：卡门常数，它的值是0.40。这一关键参数是一实验值，它必须是经过实验测量所得。当然，假如你已经知道了这个数值，你也就省去了繁琐的实验步骤了。

原子弹的研发与制造过程中，也存在类似于卡门常数的这样的关键性（临界）参数。费曼他们当时的工作应该也就是通过实验来确定这一参数值。

中国制造原子弹的过程中，也必须要知道这一参数值。中国的核物理学家是通过前苏联核物理学家的私人关系而获知这一参数值的。它是一个高度保密的绝密数值。中国的核物理学家只能通过口耳相传而告知这一数值，（根据保密条例）而不能把它写在纸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是，前苏联的核物理学家是如何得知这一数值的？是他们通过同样类似的实验而获得了这一数值，还是美国方面的苏联间谍或对共产主义理念的同情者泄漏给苏联科学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