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一条街》追踪

周华

   《新民周刊 》特约撰稿/边芹(本刊驻巴黎特约记者)
　　即便在这样一个所谓已完全和解的国度，有些历史依然被有意无意地“低调处理”。
　　3月的一天，我在巴黎奥赛博物馆看到了一幅画，画名：“巴黎一条街”，作者：马克西米利安·吕斯。作为一个时常走进博物馆的人，大大小小的欧洲油画，不知看了有多少，出名的不出名的，眼睛里不断摄入的，层层相加，就像油画本身一层层加厚的油彩，浓重得化都化不开。尽管如此，当我看到吕斯这幅画时，还是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也许周围众多的最值得奥赛馆骄傲的印象派的绘画，给了我太多的“温馨”和活泼泼充满生机的感觉，从莫奈到雷诺阿，即便笔触里深透着燥郁和疯狂的凡高，也未能改变那一批在光影里捕捉精灵的画家们整体带给我的“阳光明媚”的印象。以至于吕斯的那“一条街”，多少有一点扭转背景的作用。那几具尸体就倒卧在阳光的阴影里——吕斯笔下的1871年5月。应该是5月21至28日所谓的“血腥一周”后的一天，在巴黎的某一条街上，阳光打在街一面店铺的门板上，街另一面的阴影里，倒卧着四具巴黎公社社员的尸体。尸体是无名又无言的。一切都可以变得那么简单，巴黎一条街，极寻常，激情过去，鲜血是无声的。
　　曾经的大火
　　弱者最终是要被战胜的，被利益牺牲是他们的宿命。这是吕斯这幅看似平常、放在那一大堆名家的画作之中并不引人注目的画，给我的启示。我走出奥赛博物馆，站在可以回望其全貌的索尔菲尼诺步行桥上，春日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已是夕阳薄日，斜打在对岸塞纳河堤岸和杜勒里公园尚无一丝绿意的树枝间。我回头再看这座由旧火车站改建的博物馆。从刚才那幅画，想到奥赛的历史，一条奇妙的、冥冥之中牵好的线，竟然在一场大变故后，在不知多少巧合和人为之后，被扯到这里。
　　1871年5月23日之前，奥赛博物馆和其之前的火车站都不存在，这里是法国第二帝国的一个机构：审计法院。在“血腥一周”的最后几天，被打得绝望而拼死抵抗的巴黎公社，决定放火焚烧一些象征旧制度的建筑物，同时也以此来抵挡凡尔赛军的猛烈炮火。公社领导人之一、有“红色圣母”之称的路易丝·米歇尔有一句名言：“巴黎或与我们同在，或不存在。”23日这天，也就是凡尔赛军攻入巴黎城的第二天，奥赛宫——当时的审计法院被点上了火，它隔壁的荣誉勋位宫(现在的荣誉勋位博物馆是在原址上重建的)也被点燃。河对岸的杜勒里宫是24日烧起来的，现在已不复存在。大火烧了几天几夜，加上巴黎市府大楼和位于皇宫广场的行政法院，5月的最后几天巴黎被浓烟笼罩，仿佛末日审判。
　　吕斯的画反映的显然是28日之后的某一天，大火已经熄灭，小街上要不是被炮火炸毁的街垒的乱石和无人认领的几具尸体，满可以在局部掩去曾经有过的血腥。
　　再回过头来说奥赛宫，成了废墟的审计法院，在此后的约三十年间，无人问津，成了巴黎人散步的所在。直到1900年，在旧奥赛宫的遗址上，建起了一座火车站。
　　一切的一切都为了抹平那段历史的皱折。火车站服务了四十多年，渐渐为新的交通工具和新的生活方式废弃，而成了一个幽灵车站。又过了几十年，1980年，它终于被改建成现在的博物馆，与卢浮宫分工，专门收藏19世纪的艺术品。我在博物馆外面的墙壁上找了一圈，以为至少会有一块什么小牌子来记录上述的那一段历史，但我只找到一块石牌记录1945年集中营的战俘曾经由这个车站返回法国，关于巴黎公社，则未见一笔。记与不记，不排除有意无意的疏略。
　　不过，吕斯这幅我以为最深刻地反映巴黎公社的画，在奥赛这个有着这样一番来历的博物馆里看到，不能不使我感叹生命乃至人的历史中，某些契机是无法把握的，你孜孜以求的，未必能达到，你屡屡规避的，未必能躲开。假如我在任何别的地方，比如卢浮宫或卡纳瓦莱博物馆里看到，都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打动我。
　　曾经的废墟
　　我在四点多钟略带橘黄的阳光下，走下索尔菲尼诺步行桥，进到河右岸的杜勒里公园。我前面提到的大火烧了八天八夜的杜勒里宫，已于1884年被全部铲平，重建的计划没有被接受。杜勒里宫是巴黎公社起义中被摧毁的反映对立双方的最具象征性的建筑物，它是当时刚刚由于普法战争的失败而垮台的第二帝国的皇宫。让它彻底在地平线上消失，也许是为了忘却那段伤口开得很大的历史，这可以算作一个解释。
　　走在现在的杜勒里公园里，1871年那段被一方称为内战、被另一方称为革命的历史已经完全让你感觉不到了。杜勒里宫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遍寻之下，连一块记录的小牌牌都没有。恐怕只有不远处卢浮宫博物馆收藏的两幅油画，还能让人朦胧地感到杜勒里宫的残影。那是荷兰画家西贝·约翰尼斯·坦凯特在废墟被铲平之前画的，奇怪的是，你站在这两幅画前，若不是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已完全嗅不到血腥和毁灭的味道，相反废墟的那种残缺的美，让你感到一种只有时间可以增删的浪漫。你禁不住会问：时间为什么会赋予某些东西另外的含义？谁又能左右这种含义的产生呢？
　　穿过公园尽头在斜阳下呈粉红色的小凯旋门，前方是卢浮宫，沿马路左拐，穿过三个并排的高大拱门，便到了里沃利街。在一份有关巴黎公社的资料上看到过的一张照片，把我的脚步引到这里。里沃利街恐怕是巴黎最具商业旅游气的一条街了，有点像南京路或王府井。商业气过浓，必然缩减人文气，这几乎成了大都市商业街的通病。我看到的那张照片，是“血腥一周”结束后拍的里沃利街，街两边的楼房都被打空了，只剩楼的躯壳。从河左岸被打退到这里的公社战士，在里沃利街的街垒进行了殊死抵抗。时间应该是1871年5月24、25日，先在杜勒里公园墙外的这一段，随后一点点向夏特莱方向退却。那张照片与眼下的里沃利街形成如此大的反差，使我决定朝夏特莱方向走一走，看还能不能发现一些当年的痕迹。
　　我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时常在巴黎的街巷看到一些小石牌，并不起眼地挂在一个街角或一面墙上，写着某某人在1944年与德国人进行的最后一场巷战中倒在这里。这样的牌子很多，偶尔有人在牌子边放一束或一枝鲜花(是亲属还是无名的路人？)，多数都没有，静静地混合在街巷的平凡色彩里，不打扰你，但也在提醒你，不要忘记有那么一天、有那么一个人，那一天也许没有被历史记住，但他的死并不平凡。
　　我顺着里沃利街一直走到夏特莱广场边的圣雅克塔，很失望，没有一块小牌牌。里沃利街已开始掌灯了，声嘶力竭的车声，涌动的人流，各色霓红灯、广告、橱窗，显示着一个城市那部分被利益驱动的巨大的生命力。不知多少历史的、深邃的记忆，被这股浮表而鲜活的力量，一层层地抹平冲淡。
　　我在被公社之友们称为屠场的圣雅克塔停住脚步，因为里沃利街的街垒战在这里结束。未战死又未逃走的人，在这里被就地枪决。我在围着塔的花园内外走了两圈，试图找到点什么。同样是没有纪念或说明牌。塔正在维修，脚手架从下围到上，会有一块小牌子被围在里面吗？我已开始明白，即便在这样一个所谓已完全和解的国度，有些历史依然被有意无意地“低调处理”。
　　曾经的最后街垒
　　第二天，我从十一号线美丽城站钻出地铁，寻找公社最后的街垒。很多文章都把拉雪兹公墓的战斗说成是最后的一幕，其实那只是5月27日。28日，美丽城的战斗仍然在继续。先是在美丽城大街和庙区街交汇的十字路口，也就是如今美丽城地铁站出口的地方。
　　我钻出地铁站，上面和地下一样脏乱，这里已远远地离开了布尔乔亚的、优雅的巴黎，而是移民的、无身份者的、穷人的巴黎。上述的那个十字路口，闲站着不少人，各种肤色的，殷殷地在等待着什么。城市的梦想在这里变成了一双粗砺的手，一对带着眼疾的、狡黠而无神的眼睛，一身不合时的衣服，和各种各样听不懂的语言。也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你禁不住会对自己说，叫穷人理智和有耐心多少是有点不公平的。你进而会想，对于那些如果拿不出钱救命的氧气管就会被拔掉的人，对于那些因身体或智力的残疾被弃于街头的人，对于那些找不到工作面临饥饿的人，对于那些没有钱读书的人，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的变革会迅速而切实地惠及到他们？首要的、最最首要的难道不是需要一批好人，一批真正的好人？
　　两个公社领导人费雷和瓦尔兰在这个十字街口一直打到28日中午。费雷其后被捕，排在长长的由三万八千名囚犯组成的队列中，被押解到凡尔赛，在萨托利高地的一面墙前被枪决。瓦尔兰逃到巴黎富人居住的拉法耶特街，被人认出后被捕，在被押往蒙马特高地的一路上，他被愤怒的人群(人群，多么难以预测的火药筒！)打得眼珠脱落，最后在蒙马特高地女佣街和德拉巴尔骑士街交汇的路口被枪决。我在此前一天已经去过，圣心教堂后面的那个街口，空荡荡一无所有。这位国际工运组织的领导人，是公社名人中死得最惨的一位。
　　我已有心理准备，美丽城十字街口没有留下任何说明或纪念的文字。有的只是公社那批人试图一夜之间改变而至今都没有完全改变的贫穷和脏乱。
　　最后的街垒在美丽城车站走出去约十来分钟的地方，两条彼此交叉穿过的小街，朗波诺街和图尔蒂耶街。就在它们交汇的街口，最后的街垒战坚持到28日下午一时。我沿着美丽城大街，左拐先走进朗波诺街，有几家犹太人的铺子，都关着门，一家写着阿拉伯文的面包店开着，里面低低地传出阿拉伯音乐，一个头戴小白帽的男人坐在里面的柜台后，两眼阴沉沉地朝外面的我投过来。再往前走，从一扇不知是正在修还是塌下来没人管的门洞里，走出一个中国人。没有几步就到了两街交汇的路口，我还是耐心地找了一下，没有一丝痕迹，人为的记忆更没有。死去的人带走了他们的秘密，后来的人已与那一切没有多大关联。我只知道，整个巴黎在1871年5月的最后几天横陈了约两万具尸体，相当于法国大革命所砍下的全部头颅的数目。我还不幸地看到，这聚居着移民、无身份者、穷人甚至罪犯的衰破小街，过去是现在依然是穷人的地盘。
　　曾经的刑场
　　不知是被公社的亡灵所驱使，还是想寻找为理想献身的那种精神，我在3月18日巴黎公社成立日这天，驱车前往凡尔赛城边上的萨托利高地去探寻1871年最后处决公社囚犯的地点。当时这里是凡尔赛军的军营。现在仍然是军营。田野没有了，看押过几万囚徒的沼泽水塘也没有了，只有一个个铁栅围起的营地。我转来转去，找不到一块路牌或纪事碑似的东西给我引路。我下车问一个守门的军人，知不知道1871年处决公社囚犯的地方，他既不知萨托利曾有这段历史，也不知我要找的地方在哪里。我接着又不断下车向几个居民打听，全都是闻所未闻。我几近绝望，这最后的刑场真的消失在空气里了？
　　无奈之中，我驱车奔回凡尔赛城，找到每个城市都有的旅游办事处。我先问了一个印巴人模样的年轻办事员，她一无所知，将我引介给一位老办事员。我一说，他便知道，他听说过有一截残留的公社社员墙，是当时判决后执行枪决的地方，但他无法告诉我确切地点，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去过。我问，你们的旅游介绍里也没有吗？他说，这已不属于旅游范围。
　　走出办事处，我还是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唯一的收获是知道了那个刑场与巴黎拉雪兹公墓里保留的纪念物一样也叫公社社员墙。这个信息在我返回萨托利高地的时候，大大地帮助了我。
　　我在一片居民小区，碰到一位遛狗的年纪看去并不大但自称已退休的人。他告诉了我公社社员墙的位置，怕我迷路，还带我走了一段。走到民房的尽头，他指着一片坑坑洼洼的草地后面的林子，那里有一截灰朦朦的断墙，“那就是你要找的地方。”他继续遛狗去了，我向那段墙走过去。
　　四周空无一人，墙掩在一片杂树林中。不知是天意还是仅仅出于偶然，一棵巨松，只有一棵，在断墙前的一块小平地上拔地而立。我先走到我以为是墙正面的那一边，寻找纪念牌之类的东西，没有。难道真的是刚才那位退休军人说的没有什么纪念标志吗？这一边墙面对的是一片森林，在这个午后，静得没有一点声音。残存的这段约几十米长的断墙的另一边有一半紧贴着一个被铁网圈起的巨大的坑，不知是派什么用场的。
　　我绕到墙的另一边，在未被大坑遮挡的那截墙前，总算看到了一块钉在墙上的石牌。石牌上写着：“纪念1871至1872年间在这里死去的巴黎公社社员。”下面那句话是用斜体写的：“这些人曾经为一个更公正的社会斗争过，并且拒绝向敌人投降。”牌子显然不是政府而是公社之友竖的，否则“敌人”这个词是不会出现的。难怪刚才那个退休军人一口咬定这里没有纪念标志。“敌人”不就是这个指路人的前辈吗？一百三十多年了，深深的伤口在某些地方并没有完全愈合。依然存在着在历史面前，你说你的，我听我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并不能以同样的坦然面对每一段历史。有些伤口可以几十年、上百年只要一碰它都还是新的。
　　这不是一次抵御外族侵略的战争，尽管起因是外族入侵。胜利者的历史都把它说成是内战，而非革命。内战乃自己人打自己人，没什么光彩。我在巴黎遍寻不到有关的纪念牌，大概是这个原因吧。但这也提醒我，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只站在历史的一面看问题，只按照一种逻辑思考。钱币的另一面可能完全是另一套说词，而它也有其足以服人的逻辑。
　　面对死亡，任何政治立场和观点，哪怕是最明智的，都显得那么苍白。
　　也许还应该作下面的一段说明再收场：巴黎公社似乎提醒了其后20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当然这其中主要是马克思对此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从法国历史来看，这只是1789年大革命的一个悲壮的尾声，而非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开始。
　　1789年、1830年、1848年、1871年，断断续续持续了一个世纪的革命和反革命、起义和镇压，就此打住。也许镇压得太惨烈，造成的损失——生命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太大，左派和极左派势力元气大伤，他们的下一次抬头延滞到六十多年后的1936年——通过选举上台。巴黎公社的理想在公社失败约三十年后，大部分都得以以和平诉求和宪法的方式实现。比如政教分离于1905年被列入宪法，比如1945年妇女取得了投票权，比如共和国体制被永久确立，比如学校教育世俗化、免费等等。（编辑：独孤）
本文原题：《环球秘闻：被“低调处理”——巴黎公社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