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尔】德国的大学和科学

周华

德国的大学和科学

赫尔曼·外尔

袁钧译 袁向东校

本文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赫尔曼·外尔（Hcrmann Weyl，1885一l955)1945年在普林斯顿国际关系学院“欧洲历史与文明”课程上所作的两次讲演，原题为Universities and Science in Germany,刊于《大学生数学》(Mathematics Student，Madras，India)，21卷第l期(1953年3月)和第2期(1953年6月）1968年收入K. Chandrasekharan主编的《外尔全集》第4卷(Hermann Weyl Gesammelte Abhandlugen．Band IV：537--562)。这里的译文已收入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外尔论著选辑——“数学家思想文库之四”《诗魂数学家的沉思》之中。--译者注

你们已经听说我是—个数学家。我的兴趣一直集中于科学本身，而不是它的科学机构和科学组织。不过，今晚我要谈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德国的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所以我恳求诸位理解我不是谈论这一主题的专家。我是通过我个人的亲身感受来了解德国和德国的高等教育的；我生在德国并在德国受教育，我在格丁根大学教过书，先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当过三年半的无薪讲师，再就是在1930---1933年之间任正教授，其中有一年半是在纳粹党的控制之下。在1913到1930年间，我在瑞士苏黎世的联邦工学院当教授。

我看了几本有关这一主题的书，以增加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我建议你们也注意一下这些书：

弗里德里希·保尔森(FriedrichPaulsen)的《德国的大学》，一本德文名著，1902年出的德文版，1906年山的英文版。

詹姆斯·摩根·哈特(James Morgan Hart)的《德国大学—个人的经验之谈》，1874 年在纽约出版。普林斯顿图书馆藏有这本书，它已被翻得很破旧，说明多年来它在美国大学生中很受欢迎。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我们高等研究院令人崇敬的创立者，在1930 年出版了一本书，题为《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大学》。

令人惊奇的是，我们会发现哈特和弗莱克斯纳在他们认为是值得赞美或应该责备的事情方面，观点是多么一致。

关于纳粹统治时期德国大学的历史，我查阅了哈茨霍恩(E.Y. Hartshorne)的书《德国大学和国家社会主义》（1937年)，你们也可以去查阅。

首先我将讨论到1933年为止德国的大学与科学研究的组织和历史，然后简要地评论一下在纳粹统治下这两方面所遭遇的厄运。

我相信下面这句话是真的：延续了几百年的德国政治史是引起灾难的历史，只有她的高等教育史是带来幸运的。德国人民在他们的几乎整个历史进程中，其政治生涯是不自由的，但在他们的大学里，自从18世纪这些大学具备了现代特质以来，一直到1933年，智力创造中的自由精神始终都很强大。美国人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在1890年时曾说过：“德国的大学是今天世界上最自由的场所。”

我是在威廉二世时期度过我的学生时代的，要是让我来描述那时德国的社会体制下的价值标准的话，我要说有两个社会阶层较之美国享有高得多的威望：军人和学者。毫无疑问，德国存在着崇尚军国主义的思想，但这只是德国形象的一个方面：德意志民族不但以她的军队而自豪，而且以她的大学而自豪。帕默斯顿(Palmerston)（注1）就把德国当作该死的教授的乐园。德国人拥有献身智力和艺术活动的天赋与热情。虽然，跟受等级支配的帝制德国相比，我更喜欢在拥有旧式民主政治的瑞士生活；但德国人有一种特性，他们真诚而热烈地关心着跟心智有关的一切事物，这使我总是更爱我的老同胞们而不是那些更严肃的瑞士人。在德国，与大学有联系的每个人和每件事都受到最广泛的尊重。

有关19世纪90年代德国大学生活的一些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库诺·菲舍尔(Kuno Fischer)是海德堡大学的一位二流哲学家。一天，他房前的大街正在铺设新鹅卵石，工人们的喧哗声搅得他心烦意乱。当时他正被提名到柏林去担任一个教授职位。所以他推开窗户对那些工人喊道：“如果你们不马上停止吵闹，我就接受去柏林任职了。”于是工头跑去找市长，市长召集建筑工们商讨对策，最后决定暂缓街道的修复，等到学校放假之后再动工。

实际上，德国政府中的每个男子都通过了德国高等教育体系规定的学业，即预科学校和大学。另一方面，如下情况也是真实的：大学教授的威望止步于政治领域；他们在公共事务上的影响力几乎为零。在帝制德国，不可能想象一名数学教授会像法国的保罗·潘勒韦(Paul Painleve)（注2）那样成为军机大臣。在德国，那些富有学识的人本可以成为杰出的领袖的，不仅在思想领域，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我想起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例子，他在1920年的去世是年轻的德意志共和国的重大损失——但在1918年之前，他们被完全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

虽然帝制德国肯定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在准许进入高等学府的条件方面，德国比法国和英国自由和民主得多。大学里的学生无须付学费，其他费用也很适度。学生靠在假期打工来挣够自己全部或部分花费的情况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我念书的时代，学生在假期应该留在家里学习，从事体力劳动被认为是与他的社会地位不相宜的。有些人，但数量不多，靠做私人家教来挣钱。以上情形在1918年后有了根本的改变。从另一个侧面看，大学明显就是为智力精英而设，而不是面对广大民众的。在德国，大约有二十所大学。纳粹时期，政府将整个帝国每年招生数限制在15000名以内；在1933年之前，每年招生数量已经略略超过20000人。这些数字对于六七千万的总人口来说并不乐观。

现在我准备分三个标题对德国大学体系作更系统的描述：

(1）教学与研究的结合；

(2) Lehr 和 Lem-freiheit，即教与学的自由；

(3) 学者自治团体与国立机构的比较。

教学与研究的结合是现代德国大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德国，各大学的教授都是从事独立研究的学者；反过来，所有重要的学者和科学家也都是大学里的教授，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所以科学伟人同时也是学术青年日复一日的真正的教师。英国的情况就不是这样。在十九世纪，那里的教学几乎都交托给学院的特别研究员和指导教师，整个国家的科学生活与古老学府牛津和剑桥的联系是相当松散的。法国的情况也不是这样，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这样。在法国，古老的大学和很多其他具有悠久历史的机构被大革命毁掉了。在拿破仑(Napoleon)时代所建立起来的新机构，不再植根于中世纪大学的传统：而在英国和德国，中世纪大学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可以稍微夸张地说：在英国和法国，那些一流的头脑在大学之外，在德国则是在大学之内。因此在德国，大学对国家生活施加了更为广泛和更加重要的影响。如果说今天德国大学的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特色和几十年前相比己不那么突出，那只是因为其他国家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发展。美国的研究生院就是一个例子。

要真正了解德国的大学，不能不说说它们的历史。它们的传统，像大多数欧洲的大学一样，导源于l2世纪最后的25年间建立的巴黎大学。中世纪大学的各种特权是由罗马教皇的训谕确立的，教会独自管理着全部教育。不过到了晚些时候，若干个国家的皇帝或最高统治者同意作为罗马法的表率，而大学则在该法律之下运作。这样，大学本质上就成了一个拥有自己的管辖和司法权的自治团体，一个由学者们，即生活在学院里的教授和学生组成的团体。他们选举他们的校长和大学管理委员会，两者都在限定的时间内任职；最早期的校长不一定是教授，而可能是学生。教师们分别组成四个教授会——神学、法律、医学和“基本技艺”；学生则按国别形成团体。教学由讲课和辩论组成。“基本技艺”具有预备知识的特征：学生要在三或四年时时间里，依照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欧几里德(Euclid)和托勒密（Ptolemy) 的教导，接受基础科学、逻辑学、物理学、数学(含天文学)、心理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教育，可以获得学士（Baccalaureus)和技艺硕士(Magister Artium）的学位。此后，学生可进入到另三个更专业的教授会中的一个去学习。这些中世纪大学的教学和学位受到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承认，而不受任何国界的限制。他们全心全意地信奉由关于上帝和世界的信仰、知识和思想所构成的经久不变的传统：真理被认为是上帝一劳永逸地赐予的，并通过教学代代相传。

现代德国大学保留了不少中世纪大学的特征，尤其是划分为四个教授会的做法。但是最后那个“基本技艺”教授会现在称作哲学教授会，在十八世纪上半叶已完全改变了它原来的作用和意义。宗教改革以及宗教战争所带来的丑恶标准，即 hujus region ejus religio(意指君主的信仰决定他的臣民的信仰)，剥夺了大学的普适的特征；它们成了一种地域性的机构，当然仍然还是教会的机构，并因此带有教派的特征。狭隘的教派正统观念的阴影笼罩在它们身上。但是在十七和十八世纪世俗化过程的影响下，告解教会的权力最终被国家或君主接管。从那时起，德国的大学成为了国家的机构，但是我们现在关心的不是政治的变迁。德国本土的非物质方而的发展在十八世纪初期就开始了，那时就有典型的德国式的教学与研究的结合。在莱布尼兹(Leibniz)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的哲学，以及沃尔夫个人的影响下，位于哈雷的普鲁士大学的哲学教授会，成为丁物理学、数学、古典文学、历史学和哲学的自由研究中心。当其他三个教授会继续把培养牧师、医生、法官和律师当作首要的目标时，哲学教授会已不再为它们的目标服务了。它从助手的地位跃而变得具有指导作用，成为很多职业都要依靠的基础科学研究和知识的基地与源泉。此时，独立研究以及为此而进行的训练是它的主要的任务。不久，英格兰国王乔治二世(GeorgeⅡ)作为汉诺威统治者，建立了乔治亚·奥古斯塔大学，即格丁根大学，它自建立起就追随其竞争对手哈雷大学所走的路。逐渐地，独立研究的精神从哲学教授会扩展到其他教授会。真理不再是一种赐予，而是需要去探索的某种东西；大学里的教师应该教育和训练他的学生获得发现新真理的技艺，而不是讲解教科书中成熟的知识。这是德国大学，尤其是哈雷和格丁根大学的荣誉，它们开创了这一传统，而且首先赞扬了学术自由(Libertas philosphandi)的信念，即研究、教学和学习的自由。随着沃尔夫革命的发展，教科书开始从德国大学消失了：200多年之后，它们却仍是影响我们美国大学进步的最糟糕的阻碍之一。讲课仍然保留着，乃是教学的主要形式，而辩论活动则为讨论班所代替，后者的目的是引导和训练学生从事研究。在讨论班里，学生是活跃的合作者，实现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给予---获得”式的直接接触。

随着人们接受沃尔夫的唯理主义哲学，德国的大学在国家的智力生活中获得了统治地位。晚些时候的康德(Kant)哲学，以及最后的从费希特(Fichte）到黑格尔(Hegel)的浪漫主义哲学，都起着类似的作用。另一方而，在法国和英国，事实证明那里的大学未能吸收同时代的哲学，而仍然停留在告解的立场上。上述哲学的扩散与渗透一直在改变着德国人的宗教狂热：传统的宗教信奉和粗俗的、纯粹消极的无神论之间的冲突在德国从未发生过(至少在知识分子之间是如此)。让我再补充一句，德国的大学中既没有礼拜堂，也没有运动场。

由哈雷和哥丁根开始的尝试，是由柏林大学完成的。后者建于l810年，正值拿破仑占领时期。这一时期德国在政治上极度衰弱，但在文化领域、文学和哲学方面却获得很高的成就；想一想康德、歌德(Goethe)、席勒(Schiller）等名字就足以说明这点。为新大学拟定蓝图的人是威廉·冯·洪堡(Wilhem von Humboldt)。他和他的兄弟亚历山大(Alexander) 在他们自己从事的领域里是大学者，同时，又是有广泛影响的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有很高声望的思想解放者。他们是那种偶然归于统治阶级的杰斐逊(Jefferson)式的人物。在柏林，哲学家费希特、施莱尔马赫(Sehleiermacher)和黑格尔都站在他们这一边。“在柏林大学的创建上，”弗莱克斯纳博士说，“是旧瓶装新洒……从来没有一种古代的机构能如此彻底地改造得与另种观念完全相符。”让我引用洪堡的备忘录中的两句话。他既想保持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统一，又想让教学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科学，”他说，“是一种基础性的事物；她是那样的纯洁无瑕，人们会全力并真挚地追求她，尽管有时会脱离常规。孤独和自由是科学王国中盛行的原则。”“孤独和自由”——我喜欢这样。后来当他坚定地提倡在大学中进行科学研究，而不是将其交给科学院时，他评论说：“听众当中总有相当数量的独立思考者，在他们面前无拘无束的口头讲演，在鼓舞起听讲者的热情方面，肯定不会比孤零零的阅读或学术界的松散联系差。”柏林大学先是为普鲁士的大学，而后为德国所有的大学树立了榜样。我热切希望德国在目前的衰落之后再出现一批有洪堡那样才干的目光远大的人，希望同盟国像拿破仑所做的那样，让他们开始重新再生的工作。

威廉·冯·洪堡(Wilhem von Humboldt)

概括地讲，我可以说德国的大学做了四件紧密联系的事：(1)它提供了普适的科学教育，以最慎重、最庄严的形式将文化与智力遗产传给年轻一代；(2)它为牧师、法官和律师、医生、中学教师和行政机构中较高级别的部门提供专业训练(特别是哲学教授会对中学教师的培养)；(3)它指导研究工作；(4)培养能从事独立研究的人。(3)和(4)这两项功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哲学教授会。德国大学的教授首先把自己看成是一名科学研究者。他的研究才能造就了他的名声，保尔淼说：“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在讲课时，好像他的听众都是学者和教授；讲课人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实际上听众中的绝大多数注定是要从事实用性的职业、要成为中学教师的；或者他虽然然没有忽略这一点，但他确信教师的最大价值就是提供真正的学术性的教育。”实际情况却是：作为一名中学教师，他几乎不需要使用大学数学系学生学习的一切较高深的数学。因此，就有些人，例如共和国时期的普鲁士教育部长卡尔·海因里希·贝克尔(Carl Heinrich Becker)，批评这一体系。贝克尔认为，这类高深的教学向哲学系的学生灌输了一种错误的职业理想，使学生们不能从容愉快地应对将来的职业。

哈特在前面提到过的一本书中说：“在德国人的头脑中，大学的概念包含着一个目标和两个条件：一个目标是 Wissenschaft，意指最崇高的意义上的知识，即热情地、有条不紊地、独立地追求一切形式的真理，而完全不计功利。两个条件是Lehrfreiheit和Lernfreiheit。Lehrfreiheit意指教师的教学是自由的，可以教他选择的东西。Lemflreiheit意指学生可以摆脱一切强制和必修的训练、背诵、提问、测验。”弗莱克斯纳博士曾长篇大论地批评美国的大学院校，因为它们试图通过做许多几乎无法共存的事情来为人们服务—一例如，哥伦比亚大学在讲授哲学史课时又上一门管理私有乡村杂货店的课程。德国人在建立机构时喜欢清晰地划定其目的。他们为工程、农业、贸易、林业、矿业、音乐设立了高等学府，还有教育学院和各种科学研究机构；但是大学是有别于它们的另外一种东西。它的目标，正像哈特说的，是追求最高层次上的理论知识。体育在这里没有位置。也没有教师学院和饭店管理系，后者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新增设的一个系。我这里有一本l932到1933年度冬季学期德国各大学的介绍。如果你从中任意选出一所大学，例如格丁根大学，你就能体会到我的意思。有些编外教师，他们不属于学校正式教员，为新生讲希腊语，还教诸如绘画、音乐、速记和剑术；由正编教师讲授的大量课程包括：新约神学，罗马民法，病理总论，直至庞培的地中海国家的历史，希腊化时代哲学，电磁学理论，胶质化学，偏微分方程。数学的核心课程是些系统的高深课程，每门课都覆盖很广的领域，它们形成了数学教育的脊梁骨。这类课程在美国的学院里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它们太高深了；甚至在美国的研究生的必修课中也没有这些课程，因为这里的学生们过分专注于某个他们计划研究的主题。关于德国的办法，我在下面还有很多话要说。

有三种教育形式是被普遍采用的：讲大课，在教室或有助手帮忙的实验室进行实践练习，还有训练从事研究的讨论班。主要科目的讲课有大量的听众。柏林大学的—名数学教授讲高等代数课时，有四百到五百个学生听讲。这么大的听众数量使得这种讲课体系十分经济。但是，教授们也要在自己身边聚集一小群具有献身精神的学生，形成一个学派，门生们会不断地将新想法带给老门长。总的来说，德国的教授比起他们的法国同行来，更容易接近他们的学生和年轻学者。与我同时代的许多重要的美国数学家，都在格丁根的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学派里呆过，他们所有的人都能记住他们在格丁根度过的那段热情洋溢的日子。

现在我想对德国学生的Lernfreihelt多说几句。一旦被大学录取，他可自己选择去上什么课。在以后的几年里，他无须参加口头或笔头的考试。他可以自己选择老师并挑选他想听的课、想参加的实习和讨论班。通常，他有一到两次机会变更其大学。，吸引他去某所大学的往往是有名望的优秀教师或杰出科学家，他想在他们的指导下学习。他可以听从教授的忠告，也可以不去理会它而自担风险。大学不会去控制学生的私人生活。那里没有任何惩罚。如果他不喜欢某位教授，他可以去听别人的课；他通常会在同一个领域的若干教师中选择一位。如果他不喜欢某所大学他可以去上别的大学。如果他某一天不愿意去上课他就可以离开；没有人会来干涉。他可以不住在校园的集体宿舍而在大学城里租房住，他可以在家里准备饭食或者去饭馆吃饭。这跟中世纪的 Bursen(学生群居宿舍区)或英国和美国的学院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学生无须付学费，但要为他听的每门课付适量的费用；那只是使学生不缺课的一种外在的约束：他可以自由选择听什么课并为此付钱。他在注册听某门课和付费之前有两、三或四周的时间来作出决定；这期间他可以先旁听，就是到处去试听，为自己找一名喜欢的教师——如果他不喜欢某门课程就不必再去听，当然也不会去注册。

假如学生毕业后想从事学术工作或进入高层行政机构，那么他在其大学生涯结束时必须通过国家考试，因此上述的无限自由实际上是打了折扣的。国家考试是国家对未来的医生、法富、律师、中学教师、牧师和公务员的考核，或至少是国家对这些考试实行最后的控制。例如，考核中学教师的委员会是由国家任命的，由大学的教授和教师组成；考试通常是在有大学的地方举行。考试的要求是用普通的措词表达的；考试的内容覆盖某些领域，但不是大学里的考官们讲过的专门的课程。要求之一是候选者应该完成大学规定的学习时限，如三年或四年。很清楚，这种要求暗示着对大学特权的优惠，这比所有其他特权合在一起还重要；不过像这类考试并不属于大学的职责范围。

大学里的德国学生享受着完全的自由，只要求对自己负责，可是通往大学的中学却执行着一种固定的学习计划，而不是选课体系。他们要遵守相当严格的学校纪律。他们的组织方式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在中学时期应向年轻人传输民族文化，这种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如果允许学生们自由地按自己的爱好从这块蛋糕上挑葡萄干吃的话，这种文化将会被毁掉。当然，他(或他的父母)可以从三类学校中做出选择：以教授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典籍为重点的预科学校(Gymnasium)；以教授科学和现代语言为重点的理科中学(Oberrealschule)；以及中间类型的实科中学(Realgymnasium)。凡在这三类学校通过了最终考试的学生，就获得了被大学录取的资格。接下来要说的是，从中学到大学的转变是一种突然的变化，是从严格的纪律和指导到完全自由与自我负责的变化。无疑它会给年轻人带来很大的危险。

的确，整个德国大学教育系统中存在的危险是不言而喻的。可能有太多的普通学生的努力归于失败或得益太少；流行的标准可能过高，应该做些调整，以便适合那些想进并已进入大学的相当宽泛人群。从1840年到l940年，大学生的数量增加了五倍，而同时期人口才增加不到原来的两倍。不过这个体系在其能力范围内运行得非常好；就为科学和研究服务而言，它有一个极大的优点，这就是：可以从年轻的优秀储备人才中选出那些大有前途的适合继续做研究工作的人，这些储备人才在学习中已感受到研究的精神，并因此得到了表现自己的进取精神的机会。我认为这就是德国科学研究获得成功和高质量的一个主要原因。

学生的Lernfreiheit是与教授的Lehrfreiheit相匹配的。再次引用弗莱克斯纳博士的话：“德国的大学教师追求走他自己的路，不会受到任何阻碍。他在课程的选择、讲课方式、讨论班的组成和生活道路方面是完全自由的。不论是教授会还是教育部都不能来监督指导他：他有一种尊严，从事智力活动的人都有这种尊严，他不靠任何人的命令办事。”或者像哈特所说：“大学自身就是法律，每位教授自己也是法律，每个学生则在属于自己的那根轴上以自己的速度旋转。”我在格丁根大学得到职位时，学校告诉我的只不过是每学期讲一门专业课和每两年讲一门公共课程。我想一周的讲课和练习时间为六到九小时是正常的。为了确保给学数学和物理的学生安排合理的课程内容，格丁根大学在这些领域教课的老师们，习惯于举行一种非正式的会议，在会上每位教师按资历深浅(指在大学服务的年数)的顺序宣布他下一学期的计划，并通过非正式的讨论做出令人满意的调整。等级和年龄的差别在这种会议上不起作用，不会由教务长来主持这种会议或影响所取得的共识。

在此，还值得讲讲无薪讲师(Privatdozent)的设立。在德国，你要从无薪讲师开始你的大学经历，这跟在美国从讲师(Instructor)开始一样。根据教授会组织的考核，无薪讲师得到Venia Legendi(讲课的权力)。于是，在德国要想从事学术工作就须通过国家考试的规定，就有了一种明显的例外：要当某一所大学的教师的关键取决于这所大学本身，不受该大学教学人员以外的国家或政府官员的管辖。因此，无薪讲师跟教授不同，他不是国家任命的，因而没有工资。他讲课的收入，仅仅是听他课的学生交的听课费。他有讲课的权力，但没有任何义务。所以他可以投入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从事研究和讲课，也许每周讲两或三门他最感兴趣的课。由于这些课通常都比较深，不宜作为考试的内容．所以它照例只能吸引很有限的学生，他们对这些专门的课有比较深的和真正的兴趣。在中世纪的大学里，当你成为硕士(Magister)时可获得教书的权力；硕士有时甚至有义务去教基本技艺教授会设的课却得不到薪水。而且，这些硕士通常还在另三个较高级别的教授会属下当学生，师从不同的教授。他们就是德国无薪讲师的直接的先驱。

你们看，这种机制也有积极的一面：一名学生在年轻时只负担最轻的教学任务。他绝对是他自己的主人。他可以增长学识；发展他的思想；在喜欢他的课和他的人格的年龄小的学生圈里，学习教学的艺术。正像弗莱克斯纳博士所说的：无薪讲师代表了“学术界中最真诚最单纯的形式——引向一个受尊敬的职业生涯的值得尊敬的序曲。”哈特称之为“这一体系的命脉”。无薪讲师制度的弊端也很明显：经济上没有保障。在你已具备讲课资格后，你不知道还要做多少年的无薪讲师：两年还是十五年。有些人通过与富有的家庭联姻来解决经济问题，靠的是大学教师有很高的社会威望。也有其他较少引起反感的补救措施。在格丁根，正教授总想办法让无薪讲师不时开上一门大课，比如说微积分，凭此他靠一年的收入能维持以后三年昀生活。有时候，主要是在共和国时期，通货膨胀毁灭了这种好事，无薪讲师制度只好与研究生奖学金制度相结合，在某些特殊领域从事有薪水的Lehrauftrag(专设教学职务)。显然，所有这种妥协手段都以减少自由为代价。

讨论了研究与教学的结合，接着又说了教和学的自由，现在我要讲第三点：德国大学的自治到达什么样的程度?大学从它的教授里选举校长和大学管理委员会成员，通常的任期为一年。我认为以下情况是重要的：在所有社会活动中，如在各类典礼和庆祝会上，在贵客招待会上，代表大学的是校长或本校某位学者，而不是国家相关部门的主管或官员。各个教授会也从自己的成员中选出主任，任期从一到两年不等。组织在各个教授会中的学者们自己管理着大学中的主要事物，不受行政官员的干扰。我在1930---1933年间是格丁根大学的数学一自然科学教授会的成员。我没看见过比它运作得更好更民主的管理机构了。教授会也授予学术头衔和博士学位，更重要的是决定无薪讲师的授课权(Venia legendi)。

另一方面，大学又是国家授权的机构；教育部掌管对它的拨款，在设立新增教授职位上起决定作用，在为已有的职位任命新教授方面具有最终的发言权。后者的执行程序如下：先由教授会提出三个候选者，排好第一、第二和第三的次序。教育部长并不受这些提议束缚：他们有时根本不理睬这些提名，有时会驳回提名，并要求教授会重新推荐。但是通常他会任命教授会提名的一位出任教授，而且多半是排序在第一的那位。我找到的有关于此事的仅有的统计资料告诉我．在188---l902年问，法律教授会中有125名教授是根据推荐任命的，而另有15名是未被推荐或遭到反对的。弗莱克斯纳博士关于德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有如下说法：“根据l914年的资料，德国人有他们的国家垄断法，其中大学是(与政府)同等地位的法律上的合作者，德国人比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各自国内的机构干得好；他们的大学发展程度和自治程度更高，赢得的尊重和产生的影响更为广泛。”洪堡的主张是，除了提供必须的手段并在选择与任命教授方面进行合作外，国家对大学没有其他的责任。“国家应该时刻铭记，”他说，“自己不应该去做也不可能去做她(大学)的事，一旦去干做就必然会妨碍她。”在纳粹时期之前，德国的政府在整体上一直遵循着他的忠告。比起美国总统与其在高等学术机构内的受托人来，德国政府对大学内部事物的影响要小得多。

教授分为两类，普通的和特别的，当然后者的数量要少得多。这样教师从本质上就有两个范畴，即无薪讲师和教授。在一所大学内职位的升迁起着很次要的作用，因此一名教师并不期盼这样的提升。格丁根的无薪讲师期望的是在某个时候能获得比如说海德堡的教授职位，而海德堡的教授则希望到本领域更重要的大学去当教授。他们的希望能否实现，几乎完全依赖于他们在德语世界的大学同行中的学术声誉。这样就形成全国性的竞争：每所大学都力求赢得最好的学者，以便提高学校的规格和对学生的吸引力。奥地利和瑞士的大学在组织上跟德国的没有什么差别，它们也加入到这种普遍的学者交换中。例如我自己：在格丁根做了三年半的无薪讲师，然后在苏黎世当教授，在那儿工作时我曾拒绝了请我去卡尔斯鲁厄、布雷斯劳、格丁根、柏林、阿姆撕特丹、莱比锡的邀请，最后我又接受了格丁根的邀请。

无薪讲师只靠他的学生交的听课费维持生活。教授的收入则是双重的：他即可得到国家发的固定工资，也有听他的课的学生们付的全部或部分听课费。至少这是一种基本模式，当然已经有了一些改变。教授的任命是终身的，即使退休后不再担任教学工作，他还继续得到全额工资。一旦得到任命，国家没有法律上的权力剥夺他的教授职位和薪水，也无权将他调职和解雇。这些规章制度反映了大学教授有很高的威望。

与中世纪的学院比较，现在我们可以归纳出现代德国大学的如下特点：它保留了老式的四个教授会的分法，但已完全改变了哲学教授会的性质：尽管它已成为国家的机构，但作为一个有特权的团体，仍保持了大部分自治权；跟英国相比，它完全放弃了学生们或学生与教师一起生活在学院内的做法。从l810年起，它一直坚持以教学和研究的结合作为办学的基础。哲学思想异乎寻常地参与在这一发展过程中。

在上面描绘的这幅图景是令人愉快的，会给你留下深刻印象。我承认我所描述的可以说是理想的德国大学；照例没有去提及人性通常的弱点。若不是有德国的灾难性强权政治所引起的反感，世界舆论会相当一致地支持上述肯定性的看法。我可以举出一长串权威的美国人和英国人称赞德国大学的语录，从1820年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致信哈佛大学校长柯克兰(Kirkland)的评语：“没有任何政府能像普鲁士邢样清楚如何创办大学和中学”，到弗莱克斯纳博士l930年的断言：“德国的大学，作为精心设计的、承担特定而又艰难的任务的机构，其机制比其他任何国家业已创造出来的机制都要好。”在德国人中，特别是那些身居要职的人中间，你可能会听到更多批评的声音。人们普遍承认英国和美国学生的生活更富生气。值得注意的是，弗莱克斯纳希望美国的机构向德国类型的方向变化，而与之相反，昔普鲁士教育部长贝克尔在写于1919年的一本小册子中建议，德国大学要进行彻底的改革，以便使德国大学更像美国大学。

我毫不怀疑，由洪堡塑造的德国大学是使德国的学术与科学取得卓越成就的因素之一，那些成就曾受到全世界的尊敬。范西塔特(Vansittart)在他的名著《我的生活经验》中写了一章，题为“气泡的探查”，内容是说德国科学的重要性被极度地夸大了。对于他的论点，我可以举出大量的例子，说明它们常常是粗漏纷乱的，其中还不乏谎言。法国人费迪南·洛特(Ferdinand Lot)在他1892年写的书《法国的高等教育》中说：“德国在一切领域(没有例外)的科学统治权，今天已被所有的人所认识。德国在科学上的优势正如英国在商业与海上的优势一样，也许还更强些。”有趣的是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一加塞(Ortegay Gasset) 在《大学的使命》(1930；英译本l944)中的评论：“既幸运又不幸的是，那个荣耀地、无可争辩地站在科学前沿的国家正是德国。德国人除了在科学上的巨大天赋和对科学的嗜好外，也有天生的、极难根除的弱点：即他们在思想上的本土主义、学究味和拒绝外界影响。”这些陈述可能在相反的方向上走得太远了：但洛特和奥尔特加对德国的了解可能比范西塔特更好一些。

让我们再看几项记录。德国人在他们称之为Geisteswissenschaften，即所谓的精神科学与人文学科方面非常强。要找一位与兰克(Rank）（注3）地位相当的历史学家，我们必然会想到雅典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注4），但莫姆森(Mommsen)（注5）距此要求己不远。历史语言学的批判方法，尤其是在古典领域，几乎完全是由德国人，包括沃尔夫(F.A．Wolf)、别克(Boeck)、拉克曼(Lachman)、格林(Grimm)兄弟、博普(Bopp，比较语言学的创始人)等等，发展起来的。德国还产生了一批第一流的哲学家；我只须提一提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就足够了；在19世纪下半叶，德国人在医学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化学则一直领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但是我最好只限于谈论自己从事的领域：数学，以及毗邻的物理学。在数学方面，被人们一致赞誉为数学王子的人是卡尔 · 弗里德里希 · 高斯（ Carl Friedrich Gauss ) ，他在 19 世纪上半叶活跃于格丁根。但是我得赶紧补充说，德国数学的总体情况与此不同。德国从来没有像法国那样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出现空前的数学繁荣局面。 1908 年前后，在德国学习数学的学生中流行的看法是：法国和德国是我们这个领域中两个领先的国家，而且法国还稍稍领先于我们。法围于 1918 年后落后了，后来才又恢复过来。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己赶上来，俄罗斯也进展迅速。然而在数学的一个分支一可以称为数学的内部圣地，即数论方面，德国人比其他人都要优秀。在跟无穷大问题紧密相联的数学基础方面的情况亦然。在大约始于 1870 年的这一发展中，上述领域的主要数学家是戴德金 ( oedekind ）、康托（ Cantor ）、布老威尔 ( Brouwer ）、希尔伯特、哥德尔（ Godel ）一一除了荷兰的布劳威尔外都是德国人。

说到物理学，德国比不上人才荟萃的英国，那里有牛顿（ Newton ）、法拉第（ Faraday ）、麦克斯韦（ Maxwell ）、卢瑟福勋爵（ Lord Rutherford ）。赫姆霍茨（ Hermholtz ）大概可以与开尔文勋爵（ Lol d Kalvin ）摆在同一位置。但是，特别足在二＋世纪，德国人在一个重要的领域，即理论物理学方面胜过了英国。德国出了爱因斯坦（ Einstein ）。他的例子表明，按民族来分类是多么愚蠢；爱因斯坦生于德国，在瑞士度过了他早期的科学经历，之后做了近二十年的柏林科学院院士。德国物理学家在原子物理学的近期发展一一称为量子力学一一中占有重要地位：从 1900 年马克斯 · 普郎克（ Max Planck ）引入普遍的作用量子开始，一直推进到海森伯（ Heisenberg ）和薛定愕（ Schrodinger ）的彻底改变经经物理学的理论工作（ 1925 一 1926 年）。除了未免会使其余事物相形失色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之外，我还可以指出物理学中另两件出色的工作，那都是我目睹的事实。正如诸位所知， X 射线是由德国人伦琴（ Ro ntgen ）发现的；马克斯 · 冯 · 劳厄（ Max Von Laue ）首先利用它揭示了晶体内部的原子结构。他的方法对晶体学是最重要的，对于研究和检验各类材料如金属、纤维等在技术上也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格丁根的路德维希 · 普朗特（ Ludwig prandtl ）是现代流体动力学之父，他的边界层理论使我们理解了是什么原因引起固体在水流或气流中所受的阻力。

当然，德国人在数学和物理学上的成就，是通过与各国科学家的合作和思想交流而取得的。除了在战争年代，这种给予和获得是没有国界的。试图把绞在一起的绳索硬要分割开是愚蠢的，像一些纳粹狂热分子那样奢谈什么日耳曼数学或日耳曼物理是完全荒谬的。确实没有什么事物比数学和自然科学更国际化了。数学的概念是清晰的，命题是确实无疑的，理论是前后协调一致的，这对于美国数学家跟对于中国或印度数学家都一样，反之亦然。那已是老生常谈了。有的只是个人风格上的差异，但没有实质上的不同，跟国家和种族毫无关联。

让我们回来说一说机构所的话题！

在德国，大学不是唯一的学习和研究的场所。除大学之外，在十九世纪期间还出现过十所高等技术学校（ Technische Hochshulen ) ，在特点上与我们的工学院（ Institetes of Technology ) 没有太大的差别。这是历史的偶然性所致的现象，当时工程技术没有添加到大学中成立第五个教授会，而是专门建立了单独的机构。毕竟工程技术与物理学的关系，就像医学与生物学的一样。我认为，拿破仑的巴黎综合工科学校 ( Ecole Polytechnique ）的影响是出现这种情况的最根本的原因。苏黎世的瑞士联邦工学院是巴黎综合工科学校适应瑞士国情的结果一一瑞士主要的大学都是德国式的，所以德国人就很容易采用苏黎世学院的模式。因此，我愿意把德国的高等技术学校看成是巴黎综合工科学校与德国大学杂交的产物。

还有科学院的情况。科学院是一些学术团体，首先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罗马的林琴科学院(Academia dei Lincei)，巴黎的法兰西学院和科学院，以及伦敦皇家学会等现在仍很繁荣的机构诞生于十七世纪。德国相应的机构出现得比较晚(三十年战争的后果!)。柏林科学院是由莱布尼兹于1700年建立的。德国其他的建在格丁根、莱比锡、海德堡、慕尼黑的科学院，以及都灵、斯德哥尔摩和列宁格勒的科学院，起码都是它的非直系的后代。鉴于当时自由研究的风气还未进入旧式的大学，也没有科学期刊，思想的激活与传播主要靠少数领头的欧洲学者之间的通信，莱布尼兹计划在整个欧洲建立起科学院的网络，他期待这些研究中心能够成为促进启蒙运动与各国和平共处的强大联合体。他梦想着欧洲国家的统一，其基础是基督教的重新联合和所有人对真理的关心。——现今的德国科学院可以说是在大学的阴影下成长的，仅仅起着次要的辅助作用。它们像欧洲其他固家的姊妹机构一样，担负着不可或缺的快速出版研究成果的任务，从事着需要协同工作的事业，倒如编纂拉丁语词典或数学百科全书。因为它们不是典型的德国式的机构，所以简单说一下就足够了。

研究事业的新发展始于l911年，那年威廉二世皇帝为科学的进步建立了威廉皇帝学会。其目的是组织独立的研究机构，这位皇帝劝说德国工业界的头面人物提供大数额的钱财以促进科学研究。开展国家间在科学领域的竞争并加强德国在竞争中的实力这一目标是相当明显的。学会开始是作为私立机构建立起来的：只是到后来的共和国时代，学会的财力逐渐减弱时，国家才开始参与进来。人们追随着原来行之有效的原则，每个研究所都是围绕已被证明有很强能力的研究者而建立的。戚廉皇帝学会的第一任主席是哈纳克(Harnack)，很奇怪他是一个神学家，学会章程就是由他写的。理论物理学家普朗克是他的继任。二人都是颇负盛名的博学者而非行政官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机构标志着旧有的研究与教学结台的原则已被突破；在某些方面，它们还被视作是效率和专门化战胜了文化的象征。威廉皇帝学会之下设立了物理学、流体力学、化学、金属、煤炭与纤维织物、生物学、人类学、大脑研究、结核病、精神病、国际法及外国公法等研究所。研制原子弹的基础——铀原子的裂变，就是在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内发现的。在1933年这些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已超过了三十项，可以与大学的研究成果相媲美；它们甚至已走上了要超过后者的道路。由于它们本质上超出了国家的控制，纳粹政府未能像接管大学那样迅速而彻底地改变它们。利瑟·梅特纳(Lise Meitner)是I938年离开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的，据我所知她不是被解雇的，而是按她自己的意愿离开并逃到了瑞典的。

在我准备这次演讲时，我把l933年以前德国的大学和科学的概况，与纳粹歹徒统治时期降临到它们身上的命运作了对比。不过，谁还会关心这种事呢?在过去六个世纪中所发展起来的、从未受过重大干扰的基本自治结构，比起那灾难性的l2年中所蒙受的短暂的破坏性变化来讲，远为重要得多，所以我只对后者略加几句评论。

纳粹宣传这样一种理论：继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大学，是洪堡式的人文主义大学；而今洪堡式的人文主义大学已经走向衰落，即将被在他们的伟大领导下的政治性大学(Politlcal Univemity)所取代。因此，除智力之外，政治上的可靠性（由党的地方长官来确认)、在纳粹组织中服务的证据和强壮的身体都成了学生进入大学的标准。学生必须到劳动营去服务，必须参加体育必需课。用他们的措词说，关键是看考生以后“在高级或领导位子上是否有能力完成塑造人民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方而的任务。”当教师的条什也如出辙：获得讲课资格仅仅是第一个条件；他还必须参加社区营和特殊训练学院，在那里吃着粗茶淡饭，参加体力劳动、学习纳粹世界观从而接受英雄种族的人生观。纳粹在老的和新创建的国家节假日筹划各种游行，在游行队伍中大学就像一支由行会的工匠歌手组成的同业工会，集教师、学生、职员、官员和工人于一体。

大学的自治行政机构根据领导的标准进行了改造。细节无趣之级。授予某人教书权的决定需要得到教育部长的批准。在一所大学内，党是由所有教师和所有学生这两大群体的内部支部来代表的。教授可以被解雇、被责令退休或是调职，而且到处都在充分利用这种可能性。不夸张的估算表明，大学教师因政治和种族原因被解雇的(在1933---1938年间)有15%到20%之多。“学习自由”也被官方的学习大纲大大地削弱了。例如经济学的学习大纲规定：“在前两个学期学生要熟悉科学(Science)的种族基础。人种与部落、人类学及史前史、德国人民在政治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近100年的发展)等等，都属于学习人文学科的初始课程。”1936年，一位美国观察家总结了他对当时的德国大学的印象：“曾把自己最好的特色赐予美国姊妹机构的德国大学，现在却继承了其中最差的部分。他们迷恋于体育，他们屈服于有限的职业教育理想，并且让课程整齐划一，甚至比最坏的教科书狂有过之而无不及。”还要指出一点：所有这些都是服务于跟美国格格不入的野蛮意识形态的。

注册人数下降到原来的60%。必须承认，人数减少的原因，部分是由一些深思熟虑的举措造成的，主要是有了政治性的限额体系和新的人选考察制度。但是，这种减少也是由于在那种体制下知识阶层和科研工作的声誉下降了，那种体制把科学的客观性看作一种偏见，与信奉劳动者、商业和国家之间的自由竞争理念相伴而生的一种偏见。

学生们——他们中许多人是热心的纳粹分子——曾希望实现其古老的梦想，即像中世纪一样，重新成为管理大学事务的合作伙伴，在决定人员的任命时享有一定的发言权，等等。在纳粹革命的最初几个月里，政府屈从了学生们的压力。但是情况很快就改变了。1934年，学生团体收到一份宪章，禁止他们从事上述干扰活动，并规定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大学和人民之间永恒的、不可分割的结合，保证一整代大学毕业生都要扎根于他们的人民之中，并要有强壮的体魄和坚韧的精神。”这样．纳粹就背叛了学生，如同背叛了在希特勒(Hitler) 任总理的第一任内阁中的同盟者、保守派成员和德国工人的热望一样。学生们服从了元首的命令返回到他们的工作中。在1934年冬季学期开始时，达姆施塔特高等技术学校的学生领袖在讲话中承认，学生们过去走错了路，并保证他们会重新接受良好的科学技能和效率，以此作为他们追求的最高准则。世界上不存在完完全全是坏的事物：纳粹毁掉了一些花哨的学生联谊组织——各种联谊会与学生社团，这是德国大学生的生活中最使人不愉快的特征之一。取而代之的“同志之家”建立起来了，在那里学生们共同生活，不再按亲疏搞小团体(但这个组织似乎被证明是一种令人沮丧的失败之举)。

大学纳粹化的后果，使人文科学的标准遭受了严重损坏；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纳粹宣传机关的工具。数学、物理学、化学和工程学的情况则不同。尽管他们坚持种族和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纳粹分子还是很快认识到科学技术是没有东西可以代替的。因此，数学、物理和技术方而的期刊仍能继续发表一些好的论文，且数量没有明显的减少。在这些领域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可能要过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最后，我毫不怀疑，纳粹的衰败必将到来。因为，大学的权威来自由独立思想者组成的团体，而政府的权威是以法律和公共福利保卫者的身份出现的：当极权政府无视法律、无视对人民的责任，公然否认并摧毁大学的权威时，建立在这两种权威的平衡的基础上的系统是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

（注1）帕默斯顿勋爵（Palmerston Lord．1784--1865)．英国政治家，全名亨利·约翰·坦普尔(HenryJohn Temple), 曾历任英国外交大臣，并两任首相。

（注2）保罗·潘勒韦(Paul Painleve,1863 i933)，法国数学家、政治家，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1887年获数学博士学位．后在里尔大学、巴黎大学、巴黎综合工科学校任教．l900年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在1906年至l932年间曾任陆军部长、航空部长和总理等职。

（注3）克兰(Rank，Leopold voN，1795 t886)，德国十九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代表作有《拉丁尼族和条顿民族的历史，1494 1514》。

（注4）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以前—前404以后)，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著作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注5）莫姆森(Mommsen，T。，亦可译作“蒙森“，1817 1903)，德国历史学家，以其《罗马史》知名于世。

（转自公众号“哲学园”）